程亞文：美國會回到“利益相關者”模式嗎？

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即將上任之際，橫亙在美國精英人羣與大眾間的“斷層線”仍清晰存在。政治的背後是利益，美國普通民眾未來4年將面臨什麼變化？他們主張的利益會否得到滿足？

更多選民在去年美國大選中選擇共和黨，主要出於移民和經濟議題，這兩個問題又直接相關。在美元超發引發的通貨膨脹影響下，作為大多數的美國中下階層近年來承受了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民主黨政府對移民安置及其他非民生領域的過多投入，在民眾看來擠兑了他們的應得福利。共和黨提出要“重拾美國夢”，減少政府日常開支、增加就業機會，同時降低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讓家庭、年輕人及所有人都負擔得起。

特朗普影響下的共和黨被認為已不代表美國精英階層，而是和該國中下階層結盟，這從表面來看是要在一定的國家邊界範圍內，重建“美國人民”的利益相關性。這其實也是自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在較長時間內為維護社會安寧、保衞公共秩序、促進國家認同的傳統觀念和做法。

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是美國工業化的高峯期，隨着大公司的出現和資本主義的野蠻擴張，美國當時的勞資關係非常緊張、社會矛盾格外尖鋭，對資本主義擴張中如何“保護社會”和界定公司行為，引起了更大關注。1932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梅里克·多德提出，商業公司是一個既具有商業能力、又服務社會的經濟組織，不能僅為股東謀利，還要保護僱員合法權益，遵守商業和行業法規，以及為公眾利益負責。換句話説，公司的員工、客户、合作方、所在社區，乃至公司所處的國家和社會，都是其利益相關方，需要在公司運行中被關照到。這一“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理念，在20世紀中下葉成為西方國家協調經濟活動與社會總體需求之間關係的圭臬，尤其是歐洲一些國家所奉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更是強調經濟活動要服從於社會總體需求，甚至被寫進國家法律。這段時期，也是西方國家分配相對公平、社會比較和諧的時期。

然而，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經濟思潮、公司組織形態逐漸發生了巨大改變，曾經遭到唾棄的“股東資本主義”再次得勢，“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被迫淡出，這在美國表現得更加明顯。特別是經歷里根主義的洗禮後，企業、税收、福利等相關的理念、政策與制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與以往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相比，今天的美國大公司更多體現的是自利性，對此提供重要理論支持的，相當部分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學説，他認為政府越小越好，應當儘量減少對經濟的干預，公司只不過是擁有它的股東的一個工具，它僅有一種社會責任，那就是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範圍之內創造利潤。支持“股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還認為，大公司對經濟效率的拉動會帶來“涓滴效應”，會使所有人受益。然而，實際情況是，在經歷最近幾十年來“股東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後，貧富分化和社會鴻溝以驚人的方式不斷加劇，還傳導進入政治領域，催生了政治極化現象。

因分配嚴重失衡、國家內部不同羣體的利益相關性消失而產生的分裂對立，已是不少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因此，“利益相關者”模式近年來重新被頻繁談論。在2019年8月的美國年度“商業圓桌會議”上，眾多美國大企業總裁們坐在一起發表宣言，改寫股東利益至上原則，聲稱公司要與全社會構成利益相關者。其他一些國家也在政策上開始回調，比如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在執政期間曾主張推進新資本主義，側重點在於發揮政府和國家的職能調節二次分配，在大公司和中小公司之間，讓中小公司有更多比例的獲利，其政策的傾斜度偏重於中下階層。

美國的政客們不太可能不明白當前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所在。最近4年來，拜登政府做出的一些人事安排和推出的政策，一度被外界認為是仿效“羅斯福新政”，比如推動建立的全球最低企業税、對大企業表現出的加強監管傾向，表面看來都是為勞工階層而設，但為何沒有引來勞工階層的共情呢？主要原因是拜登的政策充滿內在矛盾，其在移民、性別等方面搞身份政治，以及對資本運動的全球化並沒有真的做到有效監管，都在弱化國家認同和國家能力、加大國家財政壓力，進而無法真正改善中下層羣體的生活處境。 

特朗普團隊在競選中試圖展示迴歸“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的姿態。然而，其政策追求同樣充滿矛盾，並不都有利於中低階層。比如，聲稱美國的公司税過高，要將當前21%的公司税降低到15%。但從二戰結束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公司税曾在較長時期內都保持在50%以上，哪怕到了上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執政初期，也還在40%以上，這是以往美國內部不同人羣形成利益相關的重要成因所在。未來，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在一種仍然致力於給公司讓權的制度設置中，如何來推進利益相關？（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