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雷佳音等人民日報撰文談創作
原標題：創作談
圖①為作家阿舍。圖②為演員雷佳音。圖③為編劇李寶羣。圖④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偉。圖⑤為音樂人羅高丞。圖⑥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以上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近日，第十七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表彰座談會在京舉行。獲獎作品創作生產單位和主創代表、參評單位代表，在京理論、出版、文藝界代表，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宣傳部、中央宣傳文化單位負責人等參加。本版約請作家、編劇、演員、音樂人、大學教授、出版社社長等與會代表談創作靈感、獲獎體悟，力求推出更多反映時代精神、豐富多樣的優秀作品，讓更多精品佳作惠及基層、惠及羣眾。
——編者
從生活中來 到人心裏去
阿舍（作家）
從事文學創作之初，我主要寫自己的情感與記憶，寫對日常生活點滴的發現與領會，寫記憶裏那些印象深刻的人與事件，文學因此成為一個寫作者個體心靈的映照。慢慢地，隨着筆觸的延伸，我的書寫對象以及我的文學視野，既是自覺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在往外圍擴大，在往深處探尋，曾經那些投注在自我感受與生命體驗上的筆墨，開始更多傾注在自我與外部世界、個人與他人和時代的關係上。
這些變化帶來了我對自身文學創作的思考——是因為生命的成長帶動文學視野的打開，還是文學本身具備一股力量，或者説是一種要求，以一種無形之力，推動我下意識地去拓寬自己文學表達的疆域？思來想去，我覺得它們是相互給力並共同發力的。文學不僅僅是一名寫作者表達自我的途徑，更是一個具有無限活力的生命體，它會反過來影響和改變這名寫作者的認知與審美，不斷督促其在辨析自我、觀照他人以及認識時代與世界的時候，多一種路徑，多一種視角，多一份關懷，多一份思考，多一份責任心，多一份悲憫心。
正是在這樣一種對文學的認知下，我開始了《阿娜河畔》的創作。這是一次讓我感觸良多，收穫也良多的文學實踐。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積累了處理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的文學經驗。《阿娜河畔》寫的是包括我的父輩在內的兵團兩代農墾建設者的人生故事。當一名作家要把自己的記憶放進歷史和集體的記憶中時，就必須深刻認識這些情感與記憶所涉及的歷史、人羣和社會現實，從中找到可信而獨特的表達路徑。這樣，一己之記憶，才能上升為歷史與時代，一己之情感，才能上升為層次更加豐富的、能夠感染和觸動更多讀者的情感。
無論作品的主題如何宏大，所要呈現的歷史多麼宏闊，都必須通過具體的個體、生動的情節、精微的細節予以演繹和揭示，必須回到具體的生命本身。本着這個創作原則，《阿娜河畔》比起我之前的創作，在視野的選取、情節的構思、人物的塑造和細節的安排上，有了一定提升。正是這些在細部的打磨，讓小説人物的處境與選擇能夠被讀者理解和共情。
其次，是堅定了立足於腳下的生活與土地的信念。文學需要想象與虛構，尤其是小説創作。但是，若沒有歷史和時代的現實，若沒有生活和承載我們生命的土地，文學裏的想象與虛構，將會成為無源之水而最終乾涸。《阿娜河畔》寫了一羣樸素、堅韌、樂觀的邊疆建設者，那是一羣在艱苦歲月裏自強不息並善待他人和集體的人，我敬重這樣的人，並願意繼續以文學的方式呵護這些人性之光。為了給《阿娜河畔》這部小説搭建起更具可信度與真實感的文學時空，我為這部小説準備了6年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收穫了大量的珍貴素材，更通過當事人的講述與回憶，提升了自己對書寫對象的認知，也打開了整部小説的書寫空間。
生活與土地，永遠是一名作家汲取寫作素材、靈感智慧和信心力量的源泉。《阿娜河畔》的文學實踐讓我確信，文學從生活中來，它最好的歸宿，就是實實在在地落到人心裏去，用文學所應具備的純正品質，去打動人、感染人、照亮人。《阿娜河畔》在書寫兩代農墾建設者的人生故事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探討“人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的問題，小説中每個人物的命運走向都在回應這個生命的基本問題。文學自有它的走向，好的文學作品，也自會以深入讀者內心來確證其自身的意義與價值。
用真誠的情感和表演打動觀眾
雷佳音（演員）
我入行時是話劇演員，後來進入影視行業開始演電視劇、電影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這三種藝術形式雖本質相同，表現形式卻截然不同。所以我的感想是：表演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用自己已經有的經驗衡量一切。表演的核心是通過感知發掘自身的創造力推動自己，跟隨不同的角色更換人格，再從劇本的基調去揣摩自己的表達方式，在千變萬化中保持不變，又在不變中千變萬化，這應該是每一個演員需要用一生去學習的課題。
拍攝電視劇《人世間》時，我塑造周秉昆一角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我是東北人，周秉昆幾乎和我父親是同年生人，戲裏好多角色我腦袋裏打小就有原型。有時候一邊演着一邊就會想，這場戲要是發生在真實世界裏，我父親那輩人一起坐在小酒館裏喝酒聊天會是什麼樣的情景。當時演這個角色的時候，沒有特別糾結應該怎麼創作，或者去做類型上的突破，我和角色有極強的共鳴，所以就索性放開，跟着劇本情節演。
但在電影《第二十條》的創作過程中，我確實遇到了不小的挑戰。如何以喜劇的方式打開現實主義，用生活化的喜劇向觀眾講述普法故事，是我們整個創作過程最核心的課題。主人公韓明的檢察官職業，在老百姓眼中是神聖且神秘的。在這個職業中加入詼諧的部分，尺度很難拿捏。拍攝前我們在廊坊市人民檢察院體驗生活，當時一名檢察官對我説：“佳音，我們檢察官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正常人，也會吃路邊攤，也會和媳婦鬥嘴。你就演個普通人就行。”這句話一下打開了我，塑造角色的時候，以人為基礎，永遠不會錯。所以我們設定在整部電影裏，前面95％的戲韓明幾乎不穿檢察院的制服。先去演一個鮮活的人，再去演一箇中年的檢察官。放大韓明在家庭中作為丈夫、父親的部分，通過更日常的生活化情節，讓觀眾更容易代入人物的情感。
從《人世間》到《第二十條》，這種深入生活、貼近現實的創作體驗，讓我體會到：真正好的作品必須反映現實，貼近人心。作為演員的我們，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表演的意義是什麼？這也是我初入行時經常思考的問題。演員表演是娛樂大眾，還是塑造藝術？經過這些年的實踐與探索，我逐漸明白，表演不僅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責任。我們的創作不僅是為了滿足觀眾的視聽需求，更是為了在作品中傳遞積極的價值觀，引領觀眾向上向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而演員如何用真誠的情感去觸動觀眾的心，唯一的法門就是：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真實的表演源自真實的生活，一個好的演員一定要做生活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思考者，萬事萬物都會在我們身上留下痕跡，成為我們塑造角色的養料。
感謝觀眾的包容與鼓勵，讓我們的創作擁有了存在的意義。在新時代的文藝道路上，我願能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為文藝事業的發展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在原作的世界中“燃燒”
李寶羣（編劇）
2020年初，陝西人民藝術劇院有限公司邀請我改編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説《生命冊》。這部小説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也是眾多小人物的生命史。小説是樹狀結構，時間跨度50年，塑造了一個個獨特豐滿的人物形象，講述了一個個精彩的生命故事。其主幹是主人公離開鄉村進入省城大學，又辭職下海，在多座城市漂泊闖蕩，命運大起大落，最終回到故鄉思索人生路。其間寫了億萬富翁、各級幹部、大學師生、電視主持人、廠長、工人、股民，還有眾多鄉村小人物、退伍軍人……其中有對現代化進程中人性演變的冷峻觀察與解剖，對知識分子在困境中苦尋精神家園的沉思，對土地、鄉村、歷史文化的凝望，更有對生命的悲憫與吟唱。
從小説到戲劇，改編者必須融入原作構建的文學世界，充分“燃燒”。我們奔赴河南，渡黃河，過河灘，一座座村莊，一個個鄉村人物，各樣風土人情，讓我有了強烈的現場感，深化了對原作的理解。小説作者李佩甫説，他用5年寫了50年生命變遷，投入了50年的生活積澱和生命體驗。我怦然心動，改編決不能敗！
原小説30多萬字，怎麼在文字的海洋中打撈出一部劇本？戲劇是通過活生生的演員表演與觀眾面對面交流實現審美的，怎麼揚戲劇之長，又不失掉小説的文學之美，讓觀眾獲得戲劇與文學的雙重美感？
時下的改編戲各有各的改編策略，我們的原則是忠實原作，在堅實的文學基石上按戲劇規律再創作。
提煉取捨是第一步。我們留住了原作最好的人物、情節、細節和語言。原作的文學性、詩性，強烈的人文意識、悲憫情懷、生命哲思，不能改丟了。戲劇必須濃縮集中，很多枝蔓人物、枝蔓情節盡數刪除。
戲劇是情境和衝突的藝術，是在精心構置的戲劇情境、戲劇衝突中塑造人物的藝術。我們全力構建戲劇情境，強化戲劇衝突，確定全劇結構，保留樹狀結構，主幹是主人公一段段命運旅程及其複雜豐富的心路歷程。枝幹是原作最豐滿最生動的駱駝、老姑父、蟲嫂等人的生命故事，互相支撐互相深化。
戲劇即人學。塑造獨特鮮活豐滿的人物是成功的關鍵。我們反覆梳理每個人物，建立人物的行動線，內心動作線，讓人物層層深入，讓劇情張弛有致、高潮迭起。每場戲的處理、演員怎麼發揮都做了周密推研。
傳統話劇單一的寫實再現已不足以表現《生命冊》複雜豐富的生命內容，必須尋找新的形式。我們採用敍述體與戲劇體結合，寫實再現中融入寫意表現，象徵、詩化、內心外化等多種手法，並調動舞美、燈光、音樂等舞台手段，加強衝擊力和感染力。
改編歷時3年，八易其稿。2023年5月至今巡演82場，反響強烈，已做了13次修改。今年將推出巡演版，未來3年將商演220場。我們希望不斷打磨，讓這部戲演下去、留下來。
改編優秀小説已成為當下戲劇的增長點，激活了演出市場，也把文學帶回了劇場，給戲劇輸血補鈣。陝西人藝堅持改編茅獎作品，打造文學劇院，用精品闖市場，讓我備受鼓舞。
紮實科學推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是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基礎，沒有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作為經濟學者，我體會到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四個統一。
一是必須堅持把經濟學的理論性與實踐性統一起來。通過深入紮根實際，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歷史實踐中發現問題，概括典型的基本事實，形成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本概念和重要範疇，推進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術語革命”。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偉大實踐，創造了歷史性的成就，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土壤。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創造，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必然也會是前無古人的，這些都迫切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予以系統的闡釋和回應。這是推動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是必須堅持把經濟學的思想性和邏輯性統一起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要強調基於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提煉的範疇、概念和思想觀點，也要強調分析範疇和概念及思想觀點之間的邏輯關係，包括問題和範疇之間的歷史聯繫和制度動因的分析，也包括相互間的經驗實證和數理關係的闡釋。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揭示經濟現象之間的較精確的數理聯繫提供了有力的算力和網力支持，但也產生了更多新的信息和不確定性。這種新的信息及不確定性的增長速度遠高於算力提升速度。因此“多維陷阱”的存在要求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在方法上，必須把歷史的制度分析與實證的數理分析統一起來，進而使其思想性和邏輯性能夠有機統一。
三是必須堅持把經濟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統一起來。經濟學作為歷史的科學，首先是植根於特定民族、國家經濟具體發展歷史實踐，然後以本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影響世界，進而使源於本民族、國家的經濟學產生廣泛的世界影響。只有真正能夠解決本民族發展問題，才能真正成為影響世界的經濟理論。同時，任何民族經濟的發展在開放條件下都不可能是封閉的，其經濟學的發展同樣必須在開放中借鑑和吸收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首先需要植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植根中國式現代化，同時必須借鑑建立在各國經濟發展基礎上的經濟學，並逐漸形成中國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全球性廣泛影響。
四是必須堅持把經濟學的科學性與階級性統一起來。經濟學是科學，其要義在於揭示客觀經濟規律。但作為社會科學，考察客體具有歷史性，考察主體具有價值取向性。這就要求，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和階級性相統一的典範，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從新時代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來看，重要的就是在“兩個結合”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社會科學在中國成為科學，嚴格地説是從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後，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進程中不斷獲得發展。
讓文字在熱愛裏向上生長
羅高丞（音樂人）
我是一名詞作者、原創歌手，也是一名在深圳生活近13個年頭的“新深圳人”。我曾因熱愛音樂“北漂”，兩年後並無多大起色，南下深圳工作後朋友們以為我放棄了音樂，但我覺得其實熱愛藏在每個日常。長達10多年，我的作品主打自娛自樂，但我依然樂此不疲。2017年，我創作的《中國很贊》，伴隨着人民日報社在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發起的“手指舞挑戰”流傳開來，微博話題閲讀量達11.8億，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我的音樂作品，可以影響到很多人。2021年，我又受人民日報社新媒體中心的邀請創作了《少年（建黨百年版）》，作品入選了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對於一個“無名”的超齡“少年”，這是一個超大的鼓勵，也是鞭策。
除了做音樂，我還在做“文化出海”，文娛作品的海外傳播是促進國際交流和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我也在積極嘗試以雙語音樂作品的方式，更有生命力地向時代、向世界表達中國，我想這也是當代創作者應該去馳騁的“星辰大海”。
城市很像是我們形影不離的朋友。深圳就像是一位有超能量的朋友，不僅精彩演繹着中國故事，也影響着居住在這裏的每一個人，讓這裏開遍奇蹟之花，所以我寫了《綻放》。“理想不可丈量，縱有輕狂，等我登場”，歌詞記錄的深圳青年是中國青年的縮影，創作者要勤於記錄這片文藝沃土上的鮮活故事。
猶記得看完舞劇《詠春》後內心的震撼，所以我寫了《光芒！》，歌詞用了非常多“我”字來記錄當代青年的“主人翁”精神。我想，打造精品是一種“慢力量”，當用時光所澆灌的玫瑰盛開之時，美麗便已在綻放中自行詮釋。
我很幸運，能在熱愛的領域有一些作品被聽到。但我也會記得21歲那年生日，在北京高碑店的合租房裏看着剛煮好的倆雞蛋，卻在電話裏答應老媽去吃大餐；會記得剛到深圳時，住在白石洲擁擠的合租房與室友暢談着超“敢想”的夢想，並且鼓勵彼此大膽想……那些成長中暫時不被看見的時光，其實都是蹲下蓄力的時刻，真正的熱愛有着強大的生命力，讓夢想發光，也讓文字在每一個日常裏生長。
文藝有種魔力，可以連接不同年齡、職業和人生經歷。它可以讓建築工人與專業演奏家一起彈鋼琴，也讓50多歲的外賣詩人趕着時間在文字裏低空飛行，他們深深扎進生活，把經歷釀成美好的作品。我想，文藝從來都不是目的地，也不是一份職業，它更是靈魂的棲息地。
我會一直熱愛創作。在白石洲的大排檔、紅樹林的晚風中，在戛納的海岸邊，在每個起飛又降落的日子裏，用文字凝聚時代的縮影，用每一個鮮活的個體串聯時代的印記。
我會繼續以自己稚嫩但有力量的筆，“用熱愛揚帆，把未來寫下”。
為人民出版好書 為時代畫像立傳
臧永清（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
中國出版集團的獲獎作品《奔跑的中國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講述習近平總書記關心的菌草技術的發明、普及和應用過程。《為什麼是鄧小平》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與吉林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多角度講述鄧小平同志的精神風範和領袖魅力。這次獲獎更加堅定了我們以優秀作品體現國家意志、書寫人民關切、深入時代現場、引領審美品位的努力方向。我們對主題出版有三方面的理解。
一是出版記錄時代、時代孕育主題。魯迅先生説，蓋人文之留遺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心聲”即文藝作品的起源。文藝作品是時代風貌之反映，文學主題是現實生活之產物，而出版總是通過選擇優秀作品，或正面或側面、或宏觀或精微地留存歷史進程，形塑集體記憶。優秀出版物須有從“小我”走向“大我”的志向，有正面書寫時代的雄心，有更上層樓、總覽全局的視野，有深沉的歷史情懷和高遠的審美追求。
篩選作品亦如此。一本書只有融匯歷史厚重，才不會遠離現實使命；只有感悟時代變化，才不會喪失傳世信心；只有觸發心靈生機，才不會喪失審美品位；只有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風清不雜、事信不誕。一切真善美，都是主旋律。發現真善美、弘揚主旋律，讓優秀作品經典化，正是出版題中應有之義。
二是歷史為傳統奠基、傳統為主題護航。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成立之初確立“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辦社宗旨，之後始終不忘為人民出好書的初心，《青春之歌》《山鄉鉅變》《保衞延安》《林海雪原》、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四大名著”、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及《沉重的翅膀》《活動變人形》《白鹿原》《塵埃落定》《長征》等深受讀者喜愛。“紅色基因”一直是三聯書店最濃的底色，它出版的《資本論》《西行漫記》等書，對中國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宣傳作用。
我們堅信，只要出版社始終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精品意識、聚力品質品位；多些工匠精神、少些急就速成；多些價值定力、少些浮躁跟風，就定能用自身傳統為主題好書的湧現保駕護航，為出版品牌應對時代之變提供底氣。
三是技術賦能出版、人才創造內容。出版發展與技術創新密切相關。出版一方面須利用新技術為產業賦能，另一方面須始終堅持內容產業的定位。誰創造內容？當然是人才。出版社有培養名編名家的經驗，有編輯深度參與創作、與作家亦師亦友的佳話。這次獲獎的兩本書也運用了這一經驗。在新時代如何鼓勵青年編輯以新方式參與宏大敍事、重張理想主義、提高站位和水平，是我們的一個重要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這次獲獎是鼓勵更是鞭策，我們將努力出版更多主題精品，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出版力量，讓真善美的主旋律唱響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