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美“科技右翼”崛起如何影響華盛頓？——“科技政治”影響下的美國（上）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戴潤芝】編者的話：有消息人士告訴《紐約郵報》，Meta公司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1月10日到訪佛羅里達州，會見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此前，包括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等在內的多位美國科技大佬都已親赴海湖莊園向特朗普示好。其實，這些科技巨頭近期才採取行動改善與特朗普的關係已經略顯遲緩，早在去年美國大選前，一部分硅谷精英已“下注”共和黨，為該黨搖旗吶喊爭取選民，他們被一些媒體稱為“科技右翼”。不管是美國科技大佬，還是“科技右翼”，他們對政治的參與越來越深。《環球時報》今天開始將推出“‘科技政治’影響下的美國”系列報道，為讀者介紹“科技右翼”崛起以及硅谷加大政治介入對美國以及世界的影響。

多人被提名下屆政府要員

去年美國大選前後，“科技右翼”“右翼科技人士”或者“硅谷右翼勢力”成為不少歐美媒體報道的主題，例如去年10月，比利時“綠色歐洲雜誌”網站發表題為《科技右翼：硅谷崛起的自由主義》的文章，對美國“科技右翼”的政策傾向性進行報道。去年11月7日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後，該國“政治新聞網”發文，對“科技右翼”的崛起進行報道。對類似話題進行探討的還有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和法國《世界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新聞調查網站“攔截”對“科技右翼”的代表性人物進行了介紹，美國“政治新聞網”上月10日發表的文章則對科技右翼想要如何“管理美國”進行探討。

那麼，到底什麼是“科技右翼”？“綠色歐洲雜誌”網站這樣描述，“科技右翼”由從互聯網獲得權力的人組成。基於對個人財富的追求以及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反對技術問責制，不支持美國在國際上推廣“民主價值觀”，推動華盛頓選擇性採取“孤立主義”政策，例如反對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質疑北約繼續存在的必要性。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馬霍特拉表示，此類科技人士大部分並非來自美國七大科技巨頭（包括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亞馬遜、蘋果、Meta、微軟、英偉達和特斯拉），而是來自風險投資領域，他們對多元文化興趣寥寥，以支持激烈競爭出名，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不惜一切代價以促進公司發展，哪怕顛覆現有秩序。

在多家西方媒體的報道中，蒂爾是美國“科技右翼”的核心人物。美國《沙龍》雜誌等媒體稱，蒂爾是“美國政治、媒體和文化領域中幽靈一般的存在”。他是硅谷少見的保守派，2016年時就力挺特朗普，成為當時美國科技領域的“異類”，並被爆與美國當選副總統萬斯的政治上升之路密切相關。

蒂爾經營着多家風險投資公司，過去幾年一直在資助或建立一個幾乎隱形的媒體帝國。他投資了多家公司，包括在線支付服務商貝寶（Paypal）、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以及備受爭議的面部識別軟件Clearview AI。這位投資界大佬還創辦了備受爭議的數據挖掘公司Palantir。該公司幫助美國國土安全部和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利用生物特徵和非公開數據庫追蹤和監視移民，參與了企業網絡攻擊和私人間諜活動，幫助劍橋分析公司解析臉書用户數據。此外，Palantir不僅幫助烏克蘭對俄羅斯實施軍事打擊，還與一些國家簽訂了“戰鬥技術戰略合作關係”協議。

在NBC等歐美媒體關於美國“科技右翼”人士的文章中，Palantir的顧問、貝寶前高管基思·拉博伊斯的伴侶雅各布·赫爾伯格，是特朗普挑選的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曾與馬斯克在太空項目上合作過的億萬富翁宇航員賈裏德·艾薩克曼可能擔任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蒂爾基金會前首席執行官吉姆·奧尼爾是特朗普挑選的衞生與公眾服務部副部長，而風險投資家、蒂爾的親密夥伴特雷·斯蒂芬斯可能出任美國副防長一職。美國智庫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發文稱，斯蒂芬斯是蒂爾的創始人基金的長期合夥人，也是Anduril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長。Anduril是一家獲得大量政府合同的國防工業公司，而斯蒂芬斯在風險投資和國防科技的交叉領域是一位有影響力的人。

在美國“政治新聞網”、《悉尼先驅晨報》等媒體關於“科技右翼”崛起的文章中，美國頂級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維茨、民主黨此前的長期支持者比爾·阿克曼都是代表性人物。美國《財富》雜誌等媒體稱，對沖基金億萬富翁大衞·薩克斯即將成為白宮“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沙皇”，而馬克·安德森提出令人震驚的論點，即“監管機構正在扼殺美國的創業精神”。

“他們通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科技右翼”是指該國科技界信奉右翼核心思想的羣體。美國右翼的核心思想強調美國的實力優勢、例外主義以及領導地位，其背後的支柱或原則是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換言之，美國“科技右翼”是科技界取得顯著成功且信奉自由價值觀優於平等價值觀、競爭價值觀優於機會均等價值觀、重視美國實力優先或領導地位而非片面強調多元性價值觀的羣體。他們通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

“科技右翼如今在政治上更加活躍和引人注目，有幾個原因。”據“綠色歐洲雜誌”網站分析，該羣體找到了願意把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等問題作為優先事項的政治領導層，2024年共和黨政綱包括放鬆對這兩個行業監管的計劃。此外，美國科技行業正面臨來自其他國家企業的更直接競爭，這導致投資環境發生變化，美國風險投資人士將更多資金投入防務類公司。隨着硅谷與美國政府關係的變化，投資者關注的優先事項也在變化。

李海東認為，美國“科技右翼”的崛起是因為該羣體與特朗普所推崇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藍圖在精神理念上是高度契合的，“科技右翼”將從科技及相關產業佈局層面強化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行動規劃，而特朗普綜合性政策舉措又可確保“科技右翼”在科技層面以及更廣泛經濟和社會層面佔據主導位置。不過，英國《衞報》援引美國薪酬軟件Rippling首席執行官帕克·康拉德的話稱，一些科技行業的人認為特朗普政府會與他們的個人議程保持一致，這是錯誤的。

“（美國）政府可能由我所有最聰明的科技朋友來管理。”Palantir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喬·朗斯代爾此前在接受美國科技新聞網站“the Information”採訪時這樣説。在蒂爾所寫的《從0到1》一書中，充滿了其對壟斷的推崇，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科技右翼”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傾向性。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美國“科技右翼”總體上主張廣泛放鬆政府在加密貨幣、人工智能、能源、國防工業等領域的監管。他們認為“自己的創新會將奄奄一息的美國帶向未來”，而政府的作用“要麼是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目標，要麼完全置身事外”。

比利時“綠色歐洲雜誌”網站、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稱，美國“科技右翼”認為技術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基本人權”，主張將權力從民主機構轉移到技術創造者和擁有者手中。共和黨政治人士和他們的技術巨頭盟友已經計劃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方面推動放寬監管，取消拜登政府的多項制度，以創造出一個對技術創新更有利的環境。此外，“科技右翼”試圖減少政府對在線平台進行問責，反對美國為減少社交媒體上虛假信息傳播所做的努力，並希望營造一個更保守的互聯網氛圍。

“綠色歐洲雜誌”網站還表示，曾經，硅谷的高管和投資者自豪地宣揚技術對“民主”的促進作用，但現在蒂爾等“科技右翼”人士宣稱不再相信民主和自由可以兼容。同時，不少美國“科技右翼”人士認為，提高美國的能源產量是降低民眾生活成本、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必要舉措，他們與主流共和黨人達成共識，通過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產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另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該國科技界普遍支持增加高技能工人移民，與“讓美國再次偉大”勢力主張全面打擊所有移民的觀點相沖突。

李海東稱，“科技右翼”是美國國內對既有政治正確要素進行糾偏，並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更具實力的羣體，但他們的一些政策主張會加劇貧富懸殊，使社會不平等現象更為突出，弱勢羣體將更處於被邊緣化和漠視的位置。“科技右翼”對平等和多元化及包容性價值觀的漠視，會導致其解決美國國內危機的政策處方讓美國出現更嚴重的危機。

加速美軍事、科技突破？

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層面，美國“科技右翼”希望華盛頓選擇性地採取孤立主義政策，包括在歐洲安全問題上。據美國“攔截”新聞網報道，“科技右翼”的代表性人物蒂爾此前曾譴責美國政府將納税人的錢用於“遙遠的戰爭”，強烈反對美國政府在中東的冒險主義，認為這種行動只會造成地區混亂。不過，他支持為這些戰爭設計和提供武器的公司。

在對華政策方面，“綠色歐洲雜誌”網站稱，不少硅谷的“科技右翼”支持對中國採取對抗態度，但也有人不支持這一做法。“攔截”新聞網介紹説，作為“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成員，赫爾伯格在美國國會煽動反華情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動立法禁TikTok。

李海東稱，科技是塑造經濟社會、生態環境乃至國際關係總體格局的關鍵力量，美國“科技右翼”對美國下任政府的影響力較大，因而可能對國際形勢產生較大影響。對國際社會而言，美國要在國際格局轉變中塑造秩序定規則，如果這種規則只體現強者意願和利益，會使美國成為國際格局或秩序穩定、漸進、良性構建的破壞者。

美國企業家馬斯克也被一些媒體認為是“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計劃提升政府效率，而馬斯克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馬斯克認為，國防預算和優先事項將成為“政府效率部”的目標，這使得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等軍工巨頭感到不安，擔憂自己在五角大樓預算中的長期主導地位受到威脅。同時，Palantir和Anduril這樣的小型科技公司則對進一步打破軍工巨頭對五角大樓預算的長期“控制”感到興奮。馬斯克和許多小型國防技術公司呼籲大規模生產更便宜的AI驅動無人機等，這將讓主要國防承包商更有動力與新興國防技術參與者在這些領域合作。 

“在‘科技右翼’的影響下，美國軍事技術和軍事裝備的升級換代會加速推進。”李海東評論稱，美國國防部的許多軍事技術研發和裝備生產是通過外包給與國防部有密切聯繫的私企來完成的，而“科技右翼”及其相關企業從美國國防部獲得更多合同，會使美國在軍事領域擁有更大優勢，而這意味着美國未來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動用軍力的傾向可能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