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鮑韶山（Warwick Powell）：中國引領推動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衝突的時代。系統性的變化正在發生，給全球長期以來建立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模式造成波動。美國單極地位已讓位於一種新的多極化格局。不出所料，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啓動了堪稱“混合戰爭”的行動，旨在阻止、減緩或逆轉這一轉型。包括經濟戰、新的安全“小多邊”、美元武器化等舉措以及對反華（虛假）信息的大規模財政投入已經展開。

信息戰的目的是通過貶低中國的成就，使外界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產生懷疑，並最終試圖破壞中國在全球的聲譽和地位。環球時報研究院最近發佈的中國國際形象全球調查報告卻證明了這一舉動的無效性。該調查邀請了5.1萬名受訪者，獲取了46個國家公眾對華態度的大量數據，結果表明，美國（虛假）信息戰未能滲透到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中國國際形象全球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5%的發展中國家、中東和金磚國家受訪者預計中國經濟增長將加快。在非洲國家，這一比例達到85%；在歐洲和東盟地區，這一比例超過70%。即使在其他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也超過60%。同時，超過80%的非洲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前景光明。在中東、金磚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也超過了70%。受訪者們普遍認同中國屬於“全球南方”，並期待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積極和活躍的作用。

過去幾十年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逐漸重塑了國際政治經濟的基本架構。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邊緣模式正讓位於更多節點互聯的網絡結構。儘管不乏其他重要的新興經濟活力節點，但中國的空前增長及其國際化是這一轉型的關鍵催化劑。世界各地，殖民主義的遺產正受到挑戰。

經濟格局變化之所以會引發全球治理的不穩定，歸根結底是因為現有大國試圖維持長期存在的經濟殖民特權。二戰後，儘管世界大部分地區已經實現了正式獨立，但佈雷頓森林體系及之後形成的全球金融體系卻成為其他不少國家經濟主權發展的障礙。

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不平等成為一種常態而非例外。載入《聯合國憲章》的“各國主權平等”，並未在經濟領域得到現實支持。發展中國家被迫以乞討之姿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硬通貨貸款，這往往導致負債加重，削弱了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

因此，中國的崛起是“逆勢而行”。它成功突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金融約束和美國的技術霸權封鎖，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這一切都是在不發動戰爭、不進行掠奪性擴張的情況下完成的。因此，中國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啓示，證明擺脱現有的不均衡發展體制是完全可能的。同時，中國也表明了，經濟主權發展可以在不發動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實現。這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無可動搖的鼓舞。

隨着國內快速發展，中國也開始通過現有的多邊機構以及新建立的機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中國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為這些國家提供機會進入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同時也讓它們以前所未有的價格獲得商品。憑藉豐富資源和生產規模，中國能提供越來越物美價廉的商品，這與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通過人為製造稀缺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獲取商品形成了鮮明對比。

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機制，中國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能力的作用越來越大。通過這些倡議和論壇，中國力求成為一個賦權大國，而不是掠奪者。

例如，硬基礎設施可賦予發展中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以應對新型經濟發展機遇；交通設施為擴大市場覆蓋面奠定了基礎；能源設施則為各國提供了能源安全和能源主權，這是21世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作為全球太陽能系統、電池儲能技術等領域的領導者，中國正通過“生產充裕”的方式，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能力。

不僅如此，通過新的硬件和軟件技術，多國的信息主權也在得到保障。通過培訓和教育軟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也在變得更有韌性，更能抓住正在湧現的機會。技術主權的持續發展以及開源平台作用的擴大，正促成一個“數字威斯特伐利亞”（通常指在網絡空間中確立國家主權、管轄權和治理規則——編者按）。在此過程中，可以在確保國家數據主權的同時實現跨境互操作性。

此外，跨境支付的“去美元化”趨勢也在增長。超過30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關於建立一個越過SWIFT系統的銀行間報文系統的設想也已存在近十年。通過金磚國家倡議，多國正積極參與下一代基於本國貨幣的支付系統的建設。

中國在關於對現行國際體制進行改革、基於21世紀的現實考量推動建立必要機構，以支持和平與繁榮的討論中一直處於領導地位。中國通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等方案，闡述了人類的共同未來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它展示了基於共識的耐心調解如何克服看似無法解決的衝突，沙特阿拉伯與伊朗關係的緩和以及巴勒斯坦多派爭端的解決就是例證。一場系統性的變革正在進行，國際對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期待也在上升。（作者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