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中美需形成積極的戰略新認知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將於今天離任。離任前，他對中國及中國的對外政策發表了一些看法，積極的和消極的都有。總體而言，伯恩斯大使在任期間，為中美關係的恢復與穩定做了一些積極的工作。當然，由於其價值觀偏見，對中美關係也造成一些消極影響。

中美關係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一是，中美關係度過大國外交轉型中的十分危險階段。2018年以來，中美關係曾經歷一個非常危險、不確定性陡增的階段。由於雙邊關係惡化及疫情障礙，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一度斷裂，雙方都曾在迷霧中感受對方。美方一度誇大中國對美國所可能構成的威脅，製造緊迫感。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是經常導致衝突甚至是戰爭的。經過幾年的密切互動，中美已經度過這個最危險的轉型階段，相互適應了對方的新身份。

二是，中美達成“新戰略共識”。中美關係在後冷戰時代以共同謀求經濟發展為主。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在過去的十年中，中美經濟中的競爭性因素不斷增長，戰略共識一度有消失的風險。經過幾年的互動，中美達成了“長期共存、管控分歧”的新共識。並且，這一新共識，是以中美戰略性對等為基礎的，具有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三是，中美部分恢復、新建了一些重要的對話交流機制。在2020年到2021年間，中美之間的正常交流機制幾乎全部停擺。經過幾年的努力，中美恢復了一些交流機制，尤其是領導人會晤每年都會舉行，對促進了解、削除誤解至關重要。中美還新建了一些交流機制，促進了在金融安全、打擊毒品等領域的合作。

過去四年來，中美關係幾經波折，但在雙方努力下發展勢頭趨穩。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仍然面臨一些挑戰，可能會構成新的衝擊。

第一，美國的政治不確定性。特朗普政府即將上任，但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美國國內經濟政策、政府結構及運行機制，都有可能發生變化。這些都可能影響到美國對外政策及其實施，可能對中美關係構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第二，中美在國際新機制中如何實現合作。中美雖然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重要組織的共同成員，這些身份為中美關係繼續提供着國際機制保障。但是，這僅僅代表着中美關係的存量。在新興國際合作機制中，中美也需要有互動。如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中沒有美國，而美國主導建立的“小圈子”則排斥中國。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中既沒有美國，也沒有中國。這意味着，中美在新問題、新機制中，缺少直接交流的機會。

第三，中美經濟紐帶正被削弱，這不利於夯實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礎。中美雙邊貿易，佔兩國對外貿易的比例都在下降。美國繼續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但中國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最大進口來源。當然，這一趨勢也有其必然性。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自然會推動一些產能轉移出中國。但是，美方出台的一些措施正削弱中美關係的經貿基礎。

中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相互間有競爭與矛盾，其實是正常現象。中美關係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對這些競爭與矛盾，如何管控使其不惡化成衝突。在這一點上，中美在過去幾年雖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也有極少數危險時刻。而此類危險時刻，都是因為美方個別政客的冒險造成的。

中美要形成新戰略認知，要建立管控風險的綜合性機制。一方面，中美要形成一個積極的戰略新認知。中美關係不是“新冷戰”，中美之間有價值觀差異問題，但不存在冷戰式的意識形態敵對關係。中美之間有戰略競爭，但也受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和國際機制約束。因此，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有本質性差異，不能簡單類比。美國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建立一個孤立中國的新體系。另一方面，中美要形成危機預防和處置機制。保持高級別的戰略對話及關鍵部門之間的熱線聯絡機制，重要性不斷上升。（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