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硅谷挺進華盛頓”，有人歡喜有人愁——“科技政治”影響下的美國（下）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伊文 環球時報記者 李萌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戴潤芝】編者的話：“幾十年來，硅谷企業一直認為自己基本上與選舉政治無關。正如一位資深科技高管所説的那樣，直到近年，如果你是一名風投人士或首席執行官，你可能會僱用遊説者與政界人士交談，但除此之外，硅谷的大多數人認為政治是愚蠢的。”美國《紐約客》雜誌曾這樣描述硅谷與華盛頓之間的“遙遠距離”。然而，有觀點認為，硅谷“遠離”政治只是“神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該地區的高科技企業已開始介入政治並不斷加強其政治影響力。隨着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即將上任，硅谷“挺進”華盛頓的説法日益盛行，而對於硅谷政治能量不斷增強，美國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愁”。《環球時報》本期“‘科技政治’影響下的美國”系列將繼續講述這一現象背後的故事。

科技巨頭是“美國的新寡頭”？

硅谷或科技界傳統上被認為是遠離政治的羣體，然而如今他們在美國政治領域的身影卻越來越明顯。隨着美國新政府即將上台，“硅谷進軍華盛頓”引發不少媒體的關注。“科技界正在前往華盛頓。”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今年1月2日報道，多年來，華盛頓一直是科技公司老闆避之不及的地方，除非國會召見他們進行訓斥，而*現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正試圖將科技融入技術官僚主義，這對美國政治來説是全新的。*在《經濟學人》雜誌發表這一報道一天後，美國Axios新聞網稱，“特朗普政府2.0”正在成為“硅谷的准入政府”，硅谷將像華爾街曾經那樣影響華盛頓。

《經濟學人》雜誌和Axios新聞網等媒體所報道的“硅谷挺進華盛頓”，指的是特朗普對諸多科技精英的任命。據《紐約時報》去年12月23日報道，獲得特朗普青睞有可能入閣的硅谷高管數量不斷增加，這是科技巨頭對華盛頓影響力日益增強的最新證據。除了在《“科技政治”影響下的美國（上）》一文中介紹的赫爾伯格以及艾薩克曼等人外，特朗普還任命了安德森·霍洛維茨公司的執行合夥人庫波爾為美國人事管理局局長，這一職位可能使他在整個美國聯邦政府的人員配置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安德森·霍洛維茨公司前普通合夥人克里希南可能擔任白宮科技和人工智能政策顧問。此外，優步前高管邁克爾被特朗普提名為負責研究和工程的國防部副部長。在地方層面，“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首席執行官奧爾特曼是舊金山市長盧裏的過渡團隊成員。

*其實，硅谷的政治影響引發廣泛關注，是在美國2024大選年，特別是去年夏天，*硅谷在候選人支持問題上分裂為三派。《紐約時報》去年7月稱，雲計算公司Box的首席執行官列維、投資人麥克納米等硅谷老闆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而站在他們對面的是被稱為“科技右翼”的蒂爾、霍洛維茨等人，Meta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等人則保持中立。其中麥克納米和霍洛維茨曾因為支持候選人不同而公開爆發爭吵，引發輿論對硅谷政治傾向性的熱議。此外，比爾·蓋茨和馬斯克各自投入鉅額資金，分別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也讓民眾看到硅谷試圖影響政治的決心。

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2024年的大選被稱為“硅谷第一屆大選”。*美國CNBC網站稱，在2024年的選舉週期中，加密貨幣行業籌集了超過2.45億美元。非營利監督機構Public Citizen的報告顯示，加密貨幣行業佔了流入選舉的所有企業政治獻金的近一半，沒有其他行業能與之匹敵。“硅谷越來越多地決定着誰能當選，誰不能當選。”Axios新聞網去年10月8日發文，對“硅谷的政治力量”進行介紹。文章援引《紐約客》記者杜希格的話説，科技行業動用政治獻金是為了引起人們對硅谷金融實力的關注，“硅谷將繼續利用金錢和龐大的用户羣作為誘餌和武器，欺負和拉攏政客”。

*“硅谷的影響力輕而易舉地超過了華爾街和華盛頓。它正在對社會進行更深刻的改造，這可能是美國自羅斯福新政以來任何時代的任何羣體都做不到的。”*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隨着科技巨頭越來越明確地涉足政治，有觀察人士認為他們已經或多或少地“擁有威權控制，可以建立數字世界的規則和文化規範，而這些規則和文化規範可能與政治權力一樣強大”。*波士頓WBUR廣播電台認為，科技巨頭是“美國的新寡頭”，*他們向政治投入數十億美元，對當選總統有影響力，並控制着民眾源源不斷的數據流。科技、金錢和政治的融合正在使硅谷科技巨頭成為美國最有權勢的人。

“硅谷遠離政治”其實只是一個“神話”

據美國《國會山報》報道，人們普遍認為，硅谷一直“樂於遠離政治”，硅谷的科技傳奇人物“英勇地抵制政治”，而這其實只是一個神話。實際上，硅谷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涉足政治，到上世紀90年代，科技界已經“佔領”白宮，並朝着與政府緊密結合的方向發展，而最近10年則標誌着“科技時代”的開始。

*20**世紀80年代，隨着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蘋果公司的喬布斯、惠普公司的帕卡德、英特爾公司的諾伊斯等多家硅谷企業首席執行官開始參與由時任加州州長布朗設立的技術委員會。*他們要求加州政府增加投資、削減資本利得税並放松管制。1983年，在蘋果公司推出首款個人電腦之後，喬布斯發起了一項學校電腦法案。該法案未能在美國國會通過，但在加州獲得通過。到1984年，該州超過3/4的公立學校擁有電腦。在政府的幫助下，喬布斯成功地創造了一個新的教育技術市場。

*硅谷從“州政治”向“總統政治”的飛躍發生在1992年，*當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向科技行業示好，促成了這一局面。在此之前，大多數科技大佬都悄悄地把票投給共和黨。克林頓拉攏硅谷的行動是由蘋果時任首席財務官巴拉姆領導的。巴拉姆建議，吸引這些技術人員的最好辦法是讓他們為克林頓起草一份國家技術政策。巴拉姆創建了一個首席執行官政策團隊，由十幾位硅谷最有影響力的首席執行官組成。克林頓在1992年大選前幾周發佈了“美國技術政策”，隨後硅谷的很多大佬支持他競選總統。克林頓的勝利使科技界人士進入了白宮，在他第一次發表國情諮文演講時，他把蘋果公司的時任首席執行官斯卡利安排在希拉里的右邊，還任命巴拉姆為美國商務部副部長。

菲克研究所認為，硅谷對美國政治實踐的影響始於1998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微軟之間的一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訴訟，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反壟斷案件之一，使得大型科技公司認識到需要利用政治維護自身利益。進入21世紀以來，大型科技公司的經濟增長一直伴隨着其在國內和全球政治影響力的上升。它們投入大量資源來規避高税收並推動政府放鬆對其所處行業的監管。然而，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崛起直到最近才在公共領域引起關注。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張家棟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在過去10年左右尤其是過去5年，硅谷是美國上升速度最快的產業集團之一，*例如英偉達這樣的企業，其市值相當於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現象在歷史上極為罕見。*隨着經濟地位的提升，硅谷在輿論和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強。隨着影響力的不斷上升，硅谷開始尋求將自身影響力轉化為政治能量。張家棟認為，硅谷不會停下對政治的介入。該地區的頭部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使得硅谷從一個單純的科技產業聚集地轉變為全方位涵蓋科技、信息、金融，甚至涉足政治領域的新龐大集團，這是過去幾年美國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

“技術樂觀主義”VS“科技政變”

隨着硅谷政治影響力的不斷增強，美國國內對此的看法也出現分化。*據《紐約客》雜誌報道，有兩種方式來看硅谷新的政治複雜性，有人認為這是“現代民主應該如何運作的一種表現”，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政治系統性腐敗的一種症狀”。*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美國許多政治鬥爭之所以成功，只是因為它們得到了財力雄厚者的支持，而科技巨頭也具備這些優勢。民主黨知名顧問拉戈內説：“不管你有多富有，除非你得到多數人或接近多數人的支持，否則你就無法獲勝。”在這種觀點下，科技產業的支持者只是建立了一個聯盟，並確保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持第二種看法的人則認為硅谷的政治行動證明美國的治理和立法已經被金錢扭曲得如此之深，以至於除了億萬富翁之外的人幾乎不可能推進他們的議程。正如硅谷的許多批評者所看到的那樣，今天的初創公司創始人和風險投資家，就像以前的暴發户一樣，利用他們的財富來實現自私的目標。

對於科技應如何發展及其對美國未來的影響，該國國內也出現不同的聲音。美國“政治新聞網”稱，儘管很多美國人對科技的發展方向持懷疑態度，但很多硅谷人工智能企業家認為他們將迎來一個“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世界”。*硅谷風險投資家馬克·安德森在2023年撰寫了一份5000字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大聲呼籲政府不應限制技術進步，以“提振市場、擴大能源生產、改善教育和加強自由民主”。安德森認為，沒有任何物質問題，無論是自然造成的還是技術造成的，不能用更多的技術來解決。這種觀點也被稱為“技術解決主義”，其支持者反對政府採取預防措施，比如限制優步司機的數量，以緩解交通擁堵或保護出租車司機的生計。

然而，很多學者和民眾不認可上述觀點。不少人認為，“技術樂觀主義”把某些人的利益——通常是那些已經擁有巨大權力和資源的人——置於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之上。還有人認為，硅谷對政治的影響正在損害政府治理。美國杜蘭大學學者拉爾卡所著的《風險鍊金術師：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將利潤轉化為權力》以及斯坦福大學學者沙克所寫的《科技政變：如何從硅谷拯救民主》，都認為科技行業正越來越多地利用其前所未有的財富和權力來破壞民主，還提出建議讓美國政府從這些行業手中收回權力。

“至關重要的是，各國政府必須接受硅谷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菲克研究所發表的文章稱，由於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遊説活動中投入了大量資源，它們可以利用政治操縱機制，並有能力塑造公眾輿論，因此它們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必須得到更嚴格的審查和辯論。文章建議，可以組織年度國際會議，將科技公司高管、知名利益相關者、投資者和政府行為者聚集在一起，以解決科技領域最突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