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歐洲在中東不想再遭美國“背刺”了

最近一段時間，歐洲主要國家在中東的外交活動呈現密集狀態，展現出某種積極進取的“新行動主義”，這也成為2025一開年中東政治的一個新景象。在敍利亞政治過渡、黎巴嫩總統選舉、伊朗核問題等議題上，歐洲大國明顯加大參與力度並試圖扮演某種主導性角色，沒有再像過去大多數時候那樣一味扈從美國，甚至表現出了明顯有別於美國的立場和政策取向。比如，在敍利亞國內形勢發生劇變後，法德兩個歐洲大國的外長迅速到訪大馬士革，歐洲多國高級外交官員12日又前往沙特參與有關敍利亞問題的討論，歐盟還計劃於27日專門開會商討是否放鬆對敍制裁。再如，圍繞伊核問題，法國、英國、德國13日與伊朗在日內瓦舉行新一輪對話。這是繼2024年11月歐洲三國與伊朗重啓核對話後，雙方舉行的第二輪對話。

歐洲在中東的“新行動主義”動力來源多樣，目標也有多重，而且毋庸諱言的是，這樣的積極姿態首先是服務於其自身利益。但同時，作為國際格局的重要一極，歐洲在中東積極行動總體上有利於平衡或對沖美國政策的負面效應。對於正在動盪與變革衝擊下劇烈顛簸的中東來説，包括歐洲在內的多邊主義有助於局勢降温，助力經歷戰亂和劇變的國家實現平穩過渡，推動地區熱點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歐洲國家在中東的“新行動主義”由多重因素驅動。首先，歐洲國家希望提升在中東的影響力。歐洲國家歷來將中東視為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場域，是中東問題的重要相關方，在巴以問題、伊核問題等地區重大和熱點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但近年來，歐洲主要大國乃至歐盟在中東局勢演變中所發揮的作用呈現下降趨勢。這一方面是因為中東地區持續動盪，衝突頻仍，同時歐洲自身也在經濟和安全等層面面臨更加複雜的內外形勢，這些都使歐洲外交顯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部分歐洲國家難以真正堅持戰略自主，在相關中東議題上成為美國政策的追隨者。但在很多歐洲人看來，這樣的處境、包括在中東問題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不斷下降，顯然難以匹配歐洲的重要地位和戰略雄心，難以保證歐洲的利益，這就促使歐洲加大在中東問題上的各種投入，試圖提高在中東事務上的能見度和話語權。

其次，歐洲主要國家對於“戰略自主”的渴望依然強烈，不願盲目扈從美國。在追隨、配合美國中東政策的過程中，歐洲屢遭美國“背刺”，沒少吃啞巴虧，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伊核協議。在歐盟大力推動下，2015年伊朗與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以及德國達成伊核協議。然而，這份來之不易的協議沒過多久便被美國撕毀，包括歐盟在內的國際相關各方推動解決伊核問題的努力付之東流。伊核協議作廢導致伊朗與西方關係再度惡化，當前階段的伊核問題形勢已經無法與協議簽署時相提並論。

在中東和平進程方面，挪威、西班牙等國也曾發揮重要作用。歐盟長期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維持巴行政機構運轉，改善當地民生。在對以色列的政策上，歐盟也更平衡，一方面，歐盟是以色列最大貿易伙伴，雙方簽有自貿區協議；但另一方面，歐盟國家普遍抵制以色列產自巴被佔領土的商品。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歐洲採取與美國不同的立場和政策。與美國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相比，歐洲國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採取較為公正的政策，守住了國際公平正義底線。歐洲國家普遍堅持根據“兩國方案”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宣佈承認巴勒斯坦國。

事實上，歐洲與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本就不盡相同，參與中東事務的理念和政策也理應有所區別。當前，歐洲正在通過在中東問題上開展活躍的外交，在凸顯與美國差異的同時，也有助於提升自己的戰略自主性。以同伊朗開展新一輪對話為例，歐洲主要大國始終為重啓伊核談判敞開大門，希望採取與美國不同的政策。

再次，歐洲國家對於開展中東外交既有一定優勢也有緊迫性。歐洲國家是大多數中東國家的前殖民宗主國，仍在中東保有重要影響力。比如，法國在黎巴嫩有傳統影響力和溝通渠道，能在發展援助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歐洲與中東地理上緊鄰，隔地中海相望，也有陸上通道相互連接，這為雙方貿易與交往提供了便利，使歐洲成為中東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同時，如若中東危機外溢，歐洲往往首當其衝，受到直接影響。歐洲國家對中東難民潮心有餘悸，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外溢保持高度警惕。歐洲有龐大的中東移民和難民羣體，這也推動歐洲國家重視中東事務。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以及當下深受安全問題影響的現實，都使歐洲能對戰火連綿、生靈塗炭的中東國家和人民有所共情。雖然歐洲國家參與中東事務不乏私利考量，歐盟內部對於一些中東議題也有分歧，但歐洲在中東的“新行動主義”可對美國形成對沖，或者至少不再遭受美國“背刺”，糾偏西方的中東政策，推動中東局勢降温，緩解人道主義危機，為中東儘快走上和平發展之路創造條件。（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