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美歐“價值觀內戰”難以避免？

在特朗普即將回歸白宮的現實面前，相比8年前剛剛面對這位似敵非友的美國領導人時的意氣風發和唇槍舌劍，歐洲在極度沮喪之下顯得冷靜了不少。但作為特朗普親密盟友的馬斯克近期對歐洲政治的評頭論足，尤其是涉嫌對英、德等國內政的“干涉”，讓歐洲意識到在咄咄逼人的美國面前無法息事寧人也難以委曲求全。今後4年乃至更長時間內的跨大西洋關係，恐怕不僅將充斥着複雜的利益糾葛和安全矛盾，還將經受尖鋭的觀念衝突和政治爭鬥。

馬斯克對歐洲的批評看似隨心所欲不成體系，但梳理之下不難看出有三個主要立場。

一是反對歐洲對言論和市場的過度監管。早在去年8月英國政府因國內反移民、反穆斯林暴力活動而嚴打網絡“仇恨言論”時，馬斯克就在X平台上抨擊英國政府並指責首相斯塔默；隨後他又向歐盟發難，批評歐盟的選舉程序不民主，但其背後的真實原因是歐盟委員會此前指稱X平台未遵守其《數字服務法》，並可能因此面臨佔其全球年營業額6%的鉅額罰款。

二是指責歐洲國家對移民難民過於寬容，直接導致了目前一些國家的族羣矛盾和社會動盪。馬斯克不僅將德國馬格德堡聖誕集市襲擊事件與“大規模移民”相聯繫並指責朔爾茨總理“無能”，還認為英國首相斯塔默應當對多年前發生的有“移民背景”的性侵事件處置不力承擔責任。

三是對歐洲主流政治眼中的極右翼政黨表達好感並互通聲氣，認為只有它們才能“拯救歐洲”。馬斯克不僅與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展開網絡對話並吸引了眾多觀眾，他還承諾要為極右翼的“改革英國黨”提供資金贊助。

馬斯克對歐洲政治和政策的明確批評已持續超過半年時間，之所以在當前愈演愈烈主要有三個因素。第一，馬斯克的批評頻率上升、打擊面擴大。從批評歐盟的監管政策到抨擊歐洲的政治制度和內外政策，從最早盯住英國和歐盟到現在擴大到德國、羅馬尼亞等國，從指責政府無能到現在公開呼籲民眾拋棄執政黨，其言論對歐洲的負面影響呈現升級態勢。

第二， 特朗普再次當政日期臨近，馬斯克即將在其政府中扮演某種角色，其言論也會更多地被解讀為具有政治背景而不再是“一位商人”的一家之言。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對馬斯克與歐洲之間打嘴仗的行為不無嘉許的態度，更讓歐洲方面認為馬斯克的立場並不孤單。

第三， 德法英等國都處於政治脆弱期，馬斯克公開為令主流政黨頭疼不已的極右翼政黨站台，無異於增大了這些國家的政治風險。在馬斯克言論日益出格並可能影響政治走向之際，前者紛紛開始做出強烈反應，也讓這場口舌之爭有了更多的看點和流量。

拋開馬斯克與歐盟之間在商言商的利益之爭不談，他對歐洲的激烈批評暴露出的是日益深刻且尖鋭的歐美政治矛盾。儘管近年來為應對世界範圍內的“去西方化”浪潮，歐美刻意加強了政治協調，“價值觀同盟”更是成了掛在嘴上的政治正確。但2016年至今的歐美關係動盪在表面上是愈演愈烈的利益之爭，實質上是越來越難以調和的西方內部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分歧。早在上世紀90年代，歐洲學者就針對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與萊茵模式之爭提出了“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命題，認為歐美之間的經濟模式差異實質上是“效率與公平之爭”“冷酷與温情資本主義之爭”。

在特朗普代表的“美國優先主義”打破美國政治傳統並動搖西方價值體系之際，歐美分歧已經超越經濟模式之爭，上升到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層面。在要維護美國利益的特朗普團隊看來，歐洲的“温情資本主義”是以吸食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冷酷”為前提的；在要維護資本利益的馬斯克看來，歐洲對社會公平的所謂投入和對移民開放的道德“偽善”，則是以犧牲市場競爭和社會凝聚力為代價的。而在歐洲多數國家的主流政治看來，特朗普兩次當政無異於美國民主的隕落，尤其是“國會山騷亂”更被視作離經叛道之舉；而馬斯克之所以對歐洲的制度和價值觀進行指摘，不過是想複製他在特朗普身上的成功經驗，試圖用資本來左右政治、用金錢來改變規則。只要歐美各自堅持其奉為圭臬的核心價值，歐美之間的“價值觀內戰”也就不可避免。

在特朗普第一次當政時，其曾經的首席政治分析師班農一度在歐洲非常活躍，試圖串聯並整合大西洋兩岸的保守政治勢力。但當時他形單影隻，歐洲的極右翼保守勢力也未成氣候。但現在，集世界首富、最大社交平台之一所有者以及特朗普座上賓於一身的馬斯克，比班農更有底氣和資源。眼下的歐洲不僅要在經貿、安全和能源等多個領域應對未來特朗普政府可能施加的巨大壓力，其內部被極右翼政治崛起不斷分化、切割的格局也讓美國的政治攻勢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機。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曾急切地向特朗普喊話，希望美歐要團結起來不搞內訌。但卡拉斯顯然高估了對方對跨大西洋關係的“忠誠”。（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