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當代日本“良心派”媒體人去世引起的回憶

前不久獲悉，日本《讀賣新聞》前社長、主筆渡邊恆雄已在去年底去世。雖然我和渡邊先生沒有直接交往，卻在中日關係教學工作與研究交流方面，保有一些值得思考的相關記憶。

新世紀初，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中日及亞太國際關係受到嚴重衝擊，我看到朝日新聞社旗下《論座》（2006年2月號）有一篇對談，雙方分別是時任《讀賣新聞》社論主筆的渡邊恆雄與《朝日新聞》政治部部長、社論主筆若宮啓文。他們反省日本的戰爭責任，揭示“神風”攻擊的反人道罪行，批判日本政府參拜靖國神社及對亞洲的外交政策。這是日本兩家最具影響力報紙主筆的直接對話，刊載這一對談的《論座》洛陽紙貴，被搶購一空，另發單行本。我約請兩位博士生及時翻譯，並由《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2期）摘要發表。

同年11月我訪問東京，和《讀賣新聞》國際部佐伯聰士見面，獲佐伯先生簽名贈書《檢證戰爭責任》（簡稱《檢證》）。該書由渡邊組織“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撰寫文章，在《讀賣新聞》連載後結集出版。佐伯是作者之一。翻開墨香猶存的新書，其中先後引用了我的，還有賀新城、步平、王建朗等中國學者的論述。這套書的中譯本翌年7月推出，時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的步平教授，為之撰寫了長達2.5萬字的序言。

《檢證》既是團隊的，也是渡邊反戰和平主義的系統表達。正如步平在序言中指出的，在天皇責任、日本國家批判等多個議題上，有些論述不為中國學者所接受，但渡邊團隊分析日本軍部發動戰爭的錯誤決策時，批評“頑迷”的靖國神社將加害者與戰死者“合祀”，確認了日本方面的戰爭責任，作出了客觀的歷史真相論斷。與之相呼應，渡邊在該書的後記中説：“作為《讀賣新聞》主筆的我今年已經80歲了，是那場戰爭最後的二等兵，我不能忘記殘酷的軍隊體驗，對於遭受被害的鄰國的怨念完全理解。”

渡邊戰時曾被強徵入伍，戰後一直堅持反戰和平立場。他在日本政界擁有相當的影響力。渡邊去世當日，岸田文雄前首相説：“作為言論領袖、媒體人，渡邊先生在日本戰後的歷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影響，（他的離去）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可以説，一生以“一代政治記者”“終身主筆”的表達方式，渡邊從正面引導了日本的社會輿論走向，並對中韓等遭受戰爭災難國家的呼聲作出回應。

作為當代日本“良心派”媒體人，渡邊恆雄的著述與影響力也體現在了知識界。2006年安倍晉三接任內閣總理大臣職位後，經中日兩國政府協調，雙方各派10名專家，在當年12月成立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日方首席委員是曾任日本駐聯合國副代表、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正在聯絡渡邊、為《檢證》撰寫長序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步平，出任中方首席委員。我也是中方委員之一。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開展工作的主要程序是各自撰寫、對話討論、發表研究報告。按步平總結是“同一題目，交換意見，充分討論，各自表述”。經過歷時3年的多場討論，委員會於2010年1月公佈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

正如渡邊恆雄的《檢證》一樣，中日學者在朝鮮、琉球等殖民地問題，以及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等疑難問題上存在分歧。特別是對於“侵略”這一定性，有日方委員不認為日本是侵略，或提出不要將“侵略”二字寫入報告。但經過討論，有異議者不再堅持，於是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總論的開篇即有：“遭受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傷害的中國民眾……”我認為，作為兼具官方協調與學者代表雙重意義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能夠最終確認日本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是那次共同研究一個最重要的對話成果。

如今，在二戰結束80週年之際，重温新世紀前十年渡邊、若宮曾經的“雙雄”對談，以及《檢證》的正義呼聲，還有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的合作，可以為中日關係的現在與未來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論壇依舊，大著昭然。渡邊、若宮、步平等中日學人並未走遠。一代人的對話結束，有待新一代有志者登壇。現實與未來的中日關係走向，這是必然的研究需求。（作者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