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供法：中國千年和合文化的世界意義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把“和平性”作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之一。對這一重大論斷，應聯繫總書記多年來關於和合文化的論述，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深邃的歷史視野和寬廣的世界眼光。

和合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中華和合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中華先哲就以“和之大道”看待和處理萬事萬物關係，形成一系列和合的理論觀點。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週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中，把它們概括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在這一文化思想指導下，和合文化研究不斷深化，更多的理論觀點被提煉出來，如和實生物的本原論、和為貴的價值觀、允執厥中的思維方式、並行不悖的文明觀、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等。所謂和合文化，簡而言之，就是體現和合思想的文化現象總稱，它決定了中華傳統文化重和不重爭的特性。既然和合思想體系在中國的先秦就已形成，那和合文化自然是歷史的，也是中國的。

和合文化源於分工協作關係。如果説勞動創造了文化，那麼和合文化則源自分工協作的勞動關係。人要生存，就必須生產，而生產主要是羣體生產。只要是羣體生產，就必然有分工和協作。基於這種分工協作關係發展而來的文化，就是合作文化，也稱之為和合文化。在農業社會，夫妻“百年好合”的背後，隱藏着一股源於自然分工與協作的韌性。那時，男性從事重體力的耕作，解決家庭“吃”的問題；女性從事織布，解決家庭“穿”的問題。男女分工協作，才能維持家庭的生存和發展，也才有夫妻“百年好合”的物質基礎。

進入現代社會，市場經濟替代了自然經濟，以男耕女織為主的自然分工也轉化為與商品生產相聯繫的社會分工。社會分工更發達，協作關係也更緊密，分工協作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邏輯。可見，無論在自然經濟還是在市場經濟中，分工協作都是普遍存在的勞動關係，如果條件具備，那麼基於這種勞動關係生髮的文化，必然是一種和合文化，正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由此言之，和合文化不僅是中國的，理應也是世界的。

然而，和合文化並沒有在西方茁壯成熟。這是因為，在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不單有因羣體勞動結成的分工協作關係，還有基於資源有限性引發的競爭關係。與競爭作用的兩重性一樣，競爭文化的作用也是雙重的。在古典經濟學那裏，亞當·斯密就注意到了它的雙重性，因而在力主自由競爭的同時，也要求“經濟人”以道德情操約束過度競爭；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法等國則試圖藉助法律限制資本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凱恩斯經濟學雖堅持以市場競爭為基準，但強調國家動用政策工具節制過度競爭。

儘管如此，過度競爭依然如脱繮野馬，一路狂奔，不僅在空間上已無所不至，涵蓋了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國際關係等多個領域，如洪水氾濫一般，淹沒了合作文化生長該有的一席之地，而且在主體上也膨脹到了其難以逾越的止境，從亞當·斯密那時的個人，變為如今的大國甚至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競爭。由此看來，新時代呼喚和合文化。誠如習近平2024年11月在利馬會晤拜登時所説：“大國競爭不應是時代底色，團結協作才能共克時艱。”

文化是制度變革之母。人類要想走出過度競爭的窘境，必須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兩個和解”。要實現這兩個和解，就要超越道德和法制規約的侷限，建設一種能夠保障人與人和睦相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的意義已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認知。早在上世紀20年代，西方著名哲學家羅素就意識到中國“和”文化的時代意義，他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指出：“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這些品質中我認為‘和氣’是第一位的。”中國哲學家張立文則在其《和合學》中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原理，以化解人類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外智者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時代對和合文化的呼聲。（作者是台州學院和合文化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