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中間地帶”消亡將加劇北極治理困境

美國計劃“購買”格陵蘭島的風波在國際輿論場中不斷髮酵。這一事件既反映出“美國優先”理念下華盛頓對外戰略思維的重大調整，也折射出地區安全空間深刻變化的外溢效應。

從地緣安全的視角看，格陵蘭作為北極圈內的重要區域，擁有獨特且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在冷戰時期，格陵蘭曾是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前沿陣地和戰略制高點。冷戰結束後，隨着兩極格局的瓦解，北極地區的主要議題逐步從軍事安全轉向多元治理。格陵蘭也因此成為北極氣候環境保護、資源開發與航道建設，以及土著居民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重要參與方。

同時，北極安全格局中一度形成以瑞典和芬蘭為代表的“中間地帶”，發揮“戰略威懾”和“安全緩衝”的雙重功能：一方面，瑞典和芬蘭通過加入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參與政策討論，並通過軍事裝備升級、訓練北約化以及定期聯合演習等方式，向俄羅斯施加一定的戰略威懾；另一方面，兩國利用“非成員”身份，限制北約在與俄羅斯接壤或毗鄰區域的軍事部署，從而維持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相對可控的戰略攻防強度。然而，2022年烏克蘭危機的急劇升級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持續延宕的危機和軍事衝突不僅顛覆歐洲原有的安全架構，北約的“北擴”還導致“中間地帶”徹底瓦解，進而對地區安全產生深遠影響。

一是加劇安全空間的對抗性。在敏感的安全神經催化下，北約和俄羅斯都不斷提升軍事部署強度。過去幾年，北約在北極地區軍事演習的頻次、規模與裝備水平均大幅升級，不僅啓動“北方維京-2022”等許久未進行的軍演，還推動“北極挑戰-2023”“聯合維京-2023”等特定演習強化北極防禦威懾。北歐國家也積極參與北約在北極地區的“即時反應-2024”“北極邊緣-2024”“冰營行動-2024”等聯合演習，北極被加速納入北約的整體安全空間。同時，俄羅斯也採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例如，俄羅斯已重新啓用蘇聯時期50 餘座北極軍事基地，包括13 座空軍基地、10 座雷達站和20 餘座邊防哨所。更重要的是，俄北方艦隊計劃組建新的諸兵種合成集團軍，負責北部與芬蘭和挪威邊境地區、北方海航道水域的安全，以及保護北方島嶼免遭空中、地面、水面和水下力量攻擊。這種針鋒相對的態勢導致基於“中間地帶”的安全緩衝逐漸瓦解，地區的對抗性格局明顯升級。

二是增加身份認同的脆弱性。冷戰結束後，北極形成“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兩類相互交織的身份認同。前者基於北極圈、等温線以及海洋空間等自然指標，塑造了“北極國家”的獨特地緣身份。例如，對丹麥而言，儘管本土完全位於北緯66度以南，但格陵蘭作為丹麥的海外自治領地，賦予丹麥以“北極國家”身份參與國際事務的資格。政治身份認同則主要體現在國際合作機制之中。無論以北極理事會為核心的“北極八國”，還是強調排他性利益的北冰洋沿岸“五國框架”，都強調共同的“北極國家”身份，而俄羅斯在兩者中均為重要成員。然而，隨着北極“中間地帶”的消亡，這種身份認同的脆弱性顯著加劇。北極七國日益將俄羅斯視為“敵手”，並致力於強化從黑海、波羅的海到北極海域的安全聯動，逐步構建起“北約北極”與“俄羅斯北極”的二元對立格局。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試圖通過“購買”格陵蘭島來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設想，忽視了丹麥與美國同為“北極國家”的共同利益，表明其對傳統身份認同和合作邏輯的背離，這將加深北極的身份認同危機。

三是弱化治理議程的平衡性。隨着北極地區人類活動的日益增加，相關國家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曾形成共識。例如，為保障北極海域的航行安全，美國與俄羅斯曾共同制定白令海峽的雙向航線系統，並將其作為議案提交國際海事組織。然而，隨着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和加劇，傳統安全關切逐漸壓制了非傳統安全議題，“大國競爭”的戰略目標成為主要驅動。2022年，美國政府發佈新版《北極地區國家戰略》，刻意渲染“中俄北極活動引發地區緊張”，優先強調發展北極軍事力量，加強與盟國和夥伴的安全合作。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24年北極戰略》將北極描述為“戰略要地”，提出加大對高科技傳感器、雷達系統等軍事裝備的投入，確保北極不會成為“戰略盲點”。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中俄以科學探索和可持續利用為重點的北極合作遭到進一步污名化。部分國家指責中國通過對俄北極合作，助力俄羅斯強化對北方海航道的主權主張與實際管控，甚至污稱中俄試圖對北極開發實施“壟斷”。這種歪曲解讀不僅忽視了中俄合作的科學性和開放性，也弱化了對北極氣候與環境安全問題的關注。

可以預見，“中間地帶”消亡不僅將加劇北極地緣政治對抗的烈度，也對域外利益攸關方參與北極事務造成深遠影響。如果北約與俄羅斯的對抗持續升級，中俄在毗鄰北極地區的公海開展正常聯合巡航可能被誣稱為“中國擴展北極軍事存在”，相關科考活動、科研基礎設施也可能面臨更多所謂的“風險再評估”。因此，北極事務的利益攸關方亟需在氣候、生態、環境等非傳統安全和可持續發展議題上加強協調，避免因安全格局的演變進一步削弱多邊治理效能。（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