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歐洲如何走通“第三條道路”？

編者按：為了應對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歐洲內部對於“何去何從”的反思增多，“第三條道路”由此再次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張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孫恪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所副所長

馮仲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

重啓“第三條道路”應對不確定性？

張健

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啓第二任期以來，歐洲的焦慮感揮之不去。過去幾年有些式微的“歐洲主權”“戰略自主”等概念隨之再次受到熱議。越來越多歐洲人認為，他們不能再依賴美國來保護歐洲大陸。何去何從，歐洲不得不進行深入反思。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着眼，歐洲一些人給出的答案是重啓“第三條道路”。

作為一個已有百餘年曆史的政治詞彙，“第三條道路”通常的政治涵義是不左不右，同時既左又右、融通左右，大體上是將經濟政策上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政策上的左派立場結合起來，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等執政期間的政策，被認為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第三條道路”的核心理念。但當下歐洲戰略界所指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所謂“戰略自主”或“歐洲主權”的地緣政治維度，即獨立於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戰略，不在地緣政治博弈中選邊站隊，而是堅持走歐洲自己的道路。這種語境下的歐洲“第三條道路”，很多時候被直接稱為避免捲入中美博弈的“第三條道路”。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台以來將“第三條道路”在法國國內發揚光大，同時試圖推動歐洲復刻“法國模式”。值得指出的是，法國也是歐洲“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的積極倡導者。法國認為，中美博弈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也可能是下個十年國際政治的最主要特徵，“歐洲不想被捲入中美衝突，被迫選邊站隊”，因為完全與美國綁在一起可能會嚴重損害歐洲自身利益，依附於美國將使歐洲在國際政治中被加速邊緣化，最終甚至導致歐洲一體化進程因為內部壓力和矛盾加劇而走向崩潰和瓦解。這是歐洲決不願看到的。於是，歐洲一些人眼中的最佳路徑，就是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加強與中美兩國的理解與合作，同時促進中美之間的理解與合作，降低中美博弈的烈度，避免徹底選邊美國。也就是説，要走所謂“第三條道路”，即歐洲對外戰略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中國，既與美國攜手又保持獨立性，既對華防範又對華合作，總之是要體現歐洲作為多極化世界重要一極的獨立地位和特殊影響，而不是作為大國博弈的角逐場而存在。

就此而言，歐洲的“第三條道路”有三個維度。一是重構跨大西洋關係。歐洲希望未來的歐美關係不再是美國單方面對歐洲霸凌式施壓和要求，而是一種更為平等、理性協商的關係。二是保持同中國的接觸與合作，在對華問題上既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協調，也凸顯與美國的差異。三是建設多邊主義聯盟。歐盟本身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聯合體，多邊協商是其存在的基礎。作為一支主要性質是“民事”的力量，歐盟更習慣於在一個可預期的國際體系內生存發展，不習慣於大國之間的硬實力碰撞。所以歐盟一直強調有效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將其視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根本。

但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看，特別是在俄烏衝突持續延宕的背景下，法國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還未能夠真正走通。其一，跨大西洋關係更不平等。歐洲實力相對下降，從國內生產總值（GDP）來看，美國的規模已經達到歐盟的1.5倍多；按人均GDP計算，美國則達到了歐盟的兩倍。不僅如此，歐洲在安全、能源、市場、科技和資本等領域對美國形成了更為嚴重的依賴。其二，在對華政策上更加屈從於美國，比如試圖推進名為“去風險”實以“脱鈎”為導向的經濟安全戰略。其三，歐洲領導人名義上反對陣營化趨向，但通過在安全政策層面更緊密地跟隨美國，實際上助推了華盛頓以地緣政治對抗為導向的全球戰略，削弱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歐洲當下面臨越來越難應對的不確定性。安全層面，“在邊境面臨一場仍未結束的軍事衝突”，以及自身前路不明的“再軍事化”；經濟層面陷入停滯，競爭力差距更加凸顯，數字化和綠色轉型困難重重；社會層面，族羣與貧富分化加大，激進化和極端化情緒蔓延；政治層面更加碎片化，政局面臨更多不穩定甚至動盪局面；國際層面，影響力下滑，在事關歐洲重大利益的俄烏衝突以及中東和平等地緣政治熱點問題上發言權漸弱。

如何重振積極發展勢頭，這是歐洲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獨立自主、開放包容、擁抱世界，顯然已經成為歐洲的必由之路，這也是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核心要義所在。過去的歷史表明，由於歐洲派、大西洋派之間分歧嚴重，歐洲內部很難形成共識並走上真正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歐洲道路”。當下的內憂外患是否能讓歐洲真正重啓“第三條道路”，還須拭目以待。

凝聚“歐洲道路”共識

孫恪勤

要想走通“第三條道路”，歐洲首先需在內部形成探索獨特“歐洲道路”的共識。歐洲內部對於發展道路包括“戰略自主”等問題一直存在分歧，這涉及歐洲一體化的戰略目標問題。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該往哪個方向發展，相關爭論從一開始就已存在，直到現在仍未釐清。

20世紀50年代歐洲建立煤鋼聯營或者説煤鋼共同體，最初是想借此解決包括法德之間矛盾、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以及歐洲恢復獨立自主等戰後一些“當務之急”的問題。不過，通過煤鋼聯營啓動一體化進程後，歐洲當時一些有着長遠考慮的政治人物，包括西德總理阿登納等，對於歐洲一體化確有長遠期待和規劃，即在二戰慘痛歷史的基礎上，通過經濟合作等方式逐漸達到歐洲政治一體化和長久和平穩定的目標。用後來歐共體執委會首任主席席瓦·哈爾斯坦的説法，就是歐洲統一事業將是一個“三級火箭”：第一級是關税同盟，第二級是經濟同盟，第三級是政治同盟。

正是在這樣的構想下，歐洲一體化逐漸從煤鋼共同體、經濟共同體進化到歐洲聯盟，建設統一歐洲的步伐不斷向前推進。標誌着歐盟正式誕生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1992年2月簽署，次年11月生效。該條約確定歐盟的三大支柱分別是經濟和貨幣聯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司法和內政事務合作。這些“支柱”為歐洲推進一體化並在國際格局中實現戰略自主搭建起一個框架或體系。

這個體系搭建起來後，歐洲內部圍繞一體化的具體模式依然存在爭論。其中，德國以自身體制為藍本，倡導建立聯邦性質的歐洲，讓成員國向歐盟讓渡大部分權力；英國傾向於邦聯性質的聯盟，希望歐洲一體化保持鬆散狀態，以主權國家為基礎進行協商合作；法國則提出折中方案，建議構建類似“主權歐洲”的模式，成員國間聯繫的緊密程度介於聯邦與邦聯之間。這幾種主張之間的爭論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相當激烈。不過，在此期間歐盟一體化總體進展順利，尤其是在2004年和2007年歐盟兩次東擴之後，歐洲內部對於歐盟發展前景更加樂觀，當時有歐洲政治人士甚至發出要把歐盟建成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的聲音。

不過，2009年前後爆發的歐債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難民危機等對歐洲造成嚴重衝擊，導致歐盟主要成員國之間齟齬增多，有關歐洲一體化未來發展方向的爭論再度熱鬧起來。其中，法國依然較多倡導“主權歐洲”理念，法國總統馬克龍還在2022年提議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並定期舉行領導人會議。德國則更多倡導“多速歐洲”，總理朔爾茨最近兩年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及這一理念，即伴隨着擴員進程，歐盟成員國在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治立場等方面差異變大，那就需要允許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呈現出多元發展態勢。與之相對，歐盟層面的決策機制也應轉向簡單多數表決，以提高決策和行動效率。

當前，在烏克蘭危機持續延宕以及跨大西洋關係變數增多的背景下，歐洲內部對於未來發展方向再次陷入遲疑甚至困惑。“新歐洲與老歐洲”以及歐洲南北的關係更趨複雜，“法德軸心”領導力減弱，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在右翼思潮影響下以主權國家甚至民族國家的姿態行事，類似因素導致歐盟在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

雖然歐洲在具體發展路徑上一時缺乏統一明確目標，但成員國間的“最大公約數”之一，就是歐洲一體化繼續發展，對外保證歐洲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對內能夠協調成員國間的利益訴求。基於這樣的共同期待，歐盟需要探索形成內部妥協機制，在主權國家利益與歐盟機構權力之間尋求平衡，為歐洲作為一個整體走出自身獨特發展模式創造條件。

對華關係亟需迴歸理性務實

馮仲平

歐洲想要真正實現戰略自主並走通“第三條道路”，對華政策迴歸理性務實是必須做出的一個調整。2019年歐盟通過的對華政策文件《歐中關係戰略展望》，將中國定位為“談判與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對手”。自那以後，歐盟聲稱對華政策就是依據這種所謂的“三重定位”展開。

但在實踐層面，歐盟近年來對華合作的比重下降，競爭和對抗成分增加，“三重定位”逐漸發展成對華“去風險”的認知和操作。一系列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做法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中歐在經貿和人文等領域的互動遭遇挫折，雙方在推動多邊主義和應對全球性挑戰等層面的合作減少，歐洲自身發展利益也明顯受損，對華“去風險”變成了“去機遇”。

現在，歐洲面臨的內外形勢都在發生新的變化。一方面是歐洲內部提振經濟的呼聲和實際需求持續增大；另一方面是美國政府更替給國際政治包括跨大西洋關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歐洲對於歐美關係的擔憂以及對於外部確定性的需求急劇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對華合作的重要性，這推動着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對華政策向着理性和務實迴歸。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近段時間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歐盟“必須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以找到符合雙方利益的解決方案”；中歐“可以達成協議”，“甚至可以擴大雙方貿易和投資關係”。這些表態被認為一定程度上釋放了歐盟在對華關係乃至自身未來發展戰略層面的調整信號。

長期以來，中歐關係呈現多元性、豐富性和複雜性等特點。其一，多元性。歐盟雖不等於歐洲，但可以代表歐洲。中國與歐洲的關係是多元的，包括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歐盟成員國的雙邊關係以及與非歐盟歐洲國家的關係。其二，豐富性。中歐關係總體上長期是以經濟為主，經貿合作是重中之重，但如今中歐關係的政治、人文、安全以及產業鏈供應鏈等其他諸多方面的含義都在不斷擴展，愈加豐富。其三，複雜性。不僅重要性在不斷上升，中歐關係的複雜性也在同步上升，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歐洲對中國的認知一度偏移理性務實軌道。

2025年是中國和歐盟建交50週年。回顧過往，雖然雙邊關係具有複雜性，但各領域合作總體上越來越緊密。站在這一歷史節點上，歐洲方面對於自身發展道路的反思以及對華關係迴歸理性務實的表態，無疑為雙方合作帶來一絲暖意。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大背景下，深化中歐關係不應被當做應對短期壓力的權宜之計，而應成為雙方基於共同利益的長遠戰略選擇。這不但關係到中歐雙方18億多人民的福祉，還將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