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世界如何應對“秩序衝擊”？
編者按：隨着美國新政府一系列決策引發的不確定性，國際輿論越來越關注當前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面臨的衝擊。面對複雜考驗，世界該如何應對？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張貴洪：*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陳相秒：*中國南海研究院南海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
以集體力量應對美國帶來的衝擊波
金燦榮
世界跨入2025年之後，國際秩序面臨的衝擊逐漸顯現。在多邊體系下，全球治理面臨不小的挑戰。
在此輪衝擊中，最受關注的當屬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形成的“特朗普2.0 ”衝擊波。當然，這道衝擊波包括對美國國內現有政治秩序的衝擊和對國際秩序的衝擊。在國際層面，“特朗普2.0 ”衝擊波與“特朗普1.0 ”相比，不只是涉及“廢約退羣”（例如退出《巴黎協定》和世界衞生組織等等），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對領土擴張方面的意圖。比如，特朗普團隊希望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收回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購買格陵蘭島，將墨西哥販毒集團定義為國際恐怖組織（後續為美國軍隊越境打擊提供法律依據），接管加沙地帶等等。所以，我認為未來對國際秩序產生更大沖擊效應的，可能是美國新政府的領土擴張意願。當然，這也取決於華盛頓的意願最後有多少能夠實現。
美國新政府在上任之初就密集作出如此多的決定，從現階段看核心目標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毀約退羣”力求減少霸權運行的成本；第二，以“擴大版圖”鞏固霸權地位。以更長遠的視角而言，則是積蓄力量，圖謀在中美競爭博弈中取得優勢。目前華盛頓在“美國優先”策略下，不斷對其他國家及經濟體威脅徵收更高水平關税，與在國際多邊體系“廢約退羣”不想繳納應該承擔的費用，方向是一致的，就是恢復受高通脹高負債影響下美國的經濟實力。與此同時，不惜對自己的小夥伴和歐洲盟友揮舞“關税大棒”，並且在涉及領土問題上對加拿大、丹麥等國家咄咄逼人，也是為了“整頓盟友隊伍”，讓這些盟友夥伴能與自己共進退。甚至，有美國學者提出當前美國政府希望儘快實現俄烏停火及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其意圖也是未來能將更多精力和戰略資源投入到與中國競爭中。
但是，美國的戰略算盤打得很響並不代表就一定能夠實現，歐洲國家也不會完全圍繞美國的戰略設想進行相應的協調配合。首先，美國政府上述一系列舉動產生的衝擊，很可能打破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後形成的現有國際體系。該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而美國現在的套路則是通過單邊主義以大欺小，然後實現巧取豪奪。其次，削弱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的地位。美國政府想通過自己的退出，使一些國際組織的運行經費受困，從而令這些多邊平台發揮的國際協調作用下降甚至陷入癱瘓。上述這些影響，對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的多數夥伴國家來説弊大於利，因為從二戰後的歷史來看，現有國際體系給絕大多數普通國家帶來的是公平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和相關的權利保障。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看到法德等歐洲國家及大多數中東國家都反對美國接管加沙，在購買格陵蘭島問題上，歐盟及法德也支持丹麥立場，頂住了美國壓力。畢竟，如果美國成功購買格陵蘭島，那將牽涉到歐盟勢力範圍的改變。
在世界如何應對本輪“秩序衝擊”方面，一是要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日益在國際多邊體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和影響力。金磚合作機制、東盟、非盟等平台在國際事務中更加活躍，“全球南方”也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平等、有序、包容的方向發展。二是美國現在退出一些國際組織，給相關機構帶來的經費壓力並非一些西方媒體炒作的那麼大。通過國際組織的機構和財政改革精簡開支，再加上其他會員多分擔一點，完全能彌補美國“退羣”帶來的經費缺口。三是推動歐洲國家發揮更大的自主性，堅持國際多邊主義一直是歐洲明確的立場。雖然不少歐洲國家仍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從歷史經歷來看，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曾讓不少歐洲國家陷入衝突和戰火，尤其對一些領土面積較小的歐洲國家而言，現有國際多邊體系是其生存所繫。
因此，面對美國一系列決策帶給國際秩序的衝擊，我們應該相信也完全可以相信國際社會集體的力量。
即使沒有美國參與 國際治理依然能取得成效
張貴洪
美國新政府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對國際秩序存在衝擊性的行動，其中在國際多邊領域包括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制裁國際刑事法院，對美國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情況進行評估，停止向近東救濟工程處提供資金等等。可以預料，在“美國優先”理念的指導下，美國更多的“廢約退羣”行動還在路上。
美國“退羣”的理由五花八門，但很多是站不住腳的。美國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氣體排放國，更是在歷史上和消費端對氣候變化造成最大影響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通過退約來逃避責任是自私的，更與“讓美國再次偉大”適得其反。美國以繳納經費過多為由再次退出世衞組織，但美國繳納的世衞評定會費比例與其在聯合國的會費比例是一樣的。評定會費在世衞總預算中不到20%。四分之三以上的世衞資金是自願捐款，其中最大的自願捐助國是德國。而美國提供的自願捐助中，超過80%來自蓋茨基金會，並不是美國政府。
事實上，美國再次從全球治理領域後退，有兩個主要出發點：一是“美國優先”，二是所謂的“中國威脅”。也就是説，美國“廢約退羣”是政治和戰略上的考慮，繳費過多隻不過是一個藉口。
《巴黎協定》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成果，反映了大多數國家的普遍共識和聯合行動。然而，美方指責《巴黎協定》對美國“不公平”，因為承擔了過多的責任而損害美國經濟，甚至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騙局”。表面上以及從短期來看，退出《巴黎協定》可能有利於美國傳統能源產業的發展，但也將造成美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失去發展動力和優勢。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等全球議程中，美國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將受到削弱，最後很有可能“得不償失”。
世界衞生組織一直是國際衞生領域的專業指導和協調機構，在促進國際衞生合作方面的作用和成就有目共睹。且不論世衞組織在全球衞生治理中的是非功過以及管理方面是否存在的問題，美國“一退了之”，或以滿足美國的利益和要求要挾世衞進行改革，並非明智之舉，給世人留下霸道的印象。
無論是氣候變化還是公共衞生，這些全球性問題有複雜的成因，對各地區的影響各異，各國的應對能力也不盡相同。如果“各人自掃門前雪”，特別是大國和強國不去承擔應有的責任，不僅違背國際道義，跨國問題最後也會傷及自身。
美國的“廢約退羣”，可預見會對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帶來不少困難和挑戰。但在未來幾年，國際社會也會適應這一現實並做好準備，即面對美國缺席的全球治理。
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美國是戰後很多全球性國際組織的主要創始國和積極倡導者、關鍵貢獻者。但隨着實力地位的相對下降和戰略目標的轉移，美國在國際組織的角色也發生變化。
無論是歐盟、非盟、東盟等地區性國際組織的興起，還是冷戰結束後亞太經合組織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二十國集團的興起，都可以看到：一方面，許多地區國家的自主性持續上升；另一方面，美國在全球和地區重大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也在下降。而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不斷擴員，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加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相繼生效，都表明即使沒有美國的參加，許多國際合作和國際治理依然能夠取得成效。
沒有美國參與的全球治理很難是“全球性”的，但可能是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參與的國際治理。相信現有的國際組織通過改革，增強透明度和有效性，加強監督和問責，將為會員國帶來真正的治理效果。
“印太小集團”遊戲還能撐多久
陳相秒
美國新政府“退羣”、加税等一系列舉動將“美國優先”、單邊主義演繹得淋漓盡致。不過，與層出不窮的內政外交“新政”不同，華盛頓在印太地區繼續奉行小多邊主義戰略，以圖將“小集團”遊戲做大。
新任美國務卿魯比奧就職數小時內便召集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舉行“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將之作為首場外交活動，併為四國領導人峯會打前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月初，美國第六次主導所謂“多邊海上合作活動”，聯合菲日澳海上力量以維護“國際法”的名義穿越菲律賓主張的在南海的“專屬經濟區”。此後，美法兩國航母打擊羣與日本海上自衞隊準航母“加賀”號在菲律賓海舉行聯合軍演。
事實上，美國印太小多邊主義戰略起始於特朗普第一任期。早在本世紀初，美國就曾力推美日韓建立共同應對朝核問題的三邊合作機制，但一度無果而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復活了曾被擱置的“四方安全對話”，此舉標誌着美國重拾印太小多邊主義。自此，具有鮮明針對性、排他性、對抗性特點的“小集團”漸成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抓手，被賦予了與雙邊同盟體系相等的重要性。
過去一段時期，小多邊主義戰略為美國重建在印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帶來了“紅利”。美國藉助南海、朝核、供應鏈乃至台海等議題，通過美日韓、美日菲、美英澳及美日印澳、美日菲澳等多個安全“小集團”，構建旨在遏控中國、重建其在印太地區主導地位的新地緣政治結構。拜登政府執政4年，美國的確藉助這些“小集團”，對中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沒有硝煙”的衝鋒，同時以“離岸策略”將遏制中國的成本轉嫁給地區其他盟友和夥伴。
然而，美國在印太的“小集團”遊戲還能維持多久？
首先，美國的這些小多邊機制絕非如其所稱建立在自由、開放、民主的“共同價值”追求之上，而是基於微妙且不牢固的利益平衡，即美國與其盟友與夥伴彼此間各取所需。美國在渴望獲得地區盟友和夥伴支持的同時，亦需要滿足這些國家的政治、安全和經濟利益訴求。菲律賓希望美國提供包括南海在內的安全保護，日本迫切需要美國幫助其實現“正常國家”“軍事大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其他國家亦各有所求。美國與其盟友的利益置換可能並不“等價”甚至有時還相互矛盾，只是形成“各取所需”的動態平衡關係。
其次，利益而非價值觀的邏輯“內核”決定了美國印太小多邊主義戰略將面臨何去何從的考驗。華盛頓基於“美國優先”底層邏輯的“小院高牆”策略，衝擊的不僅是中國，同樣損害其盟友及夥伴的利益。如果説拜登政府極力在“小院高牆”與小多邊主義這兩個工具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即防止美國單方面利益衝擊同盟與夥伴的訴求，那麼美國小多邊主義戰略將無法逃脱“特朗普現象”的命運。美國新政府的“退羣”，削弱了盟友和夥伴對美國曾經做出政治支持、安全保護和經濟援助等承諾的信心，打破了彼此利益置換平衡。
再次，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內美國印太小多邊主義戰略取得的進展乏善可陳。從過去看，特朗普團隊急功近利、急於求成、冒險激進的作風，令其盟友和夥伴徘徊不定甚至產生牴觸。直至今日，美國盟友和夥伴仍然對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所製造的中美在南海的緊張軍事對抗心有餘悸。倘若華盛頓依舊一意孤行，美國印太小多邊主義戰略難免“碰壁”。
國際格局變幻莫測，世界各國一直在不懈地尋找彼此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關係模式。干擾人類文明進步的戰爭、衝突和對抗，自冷戰之後逐漸被丟入歷史垃圾堆。美國在印太的“小集團”策略無異於試圖從垃圾箱中“回收”已經被淘汰的“舊物件”，與世界潮流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勢格格不入。從這個層面看，美國印太小多邊主義的“碰壁”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