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為何中國能打破“無法創新”的迷思？

編者按：在華盛頓流行多年的“中國無法創新”迷思已經破滅，這是美國戰略界新近承認的一個現實。為什麼中國能夠打破這種迷思？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盤和林：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

李海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科技創新“潮湧中國”的背後

盤和林

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C）日前舉行的一場聽證會上，有美國戰略界人士談及中國AI等科技領域發展時承認，中國已經打破所謂“無法創新”的迷思。確實，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過去存在中國科技原創能力欠缺的刻板認識，覺得中國主要依靠借鑑來獲得尖端先進技術，有時甚至污衊中國“偷竊”。但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一次一次打破這種刻板認識，一次又一次更新世界對於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印象。在此過程中，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

首先，規模龐大的高層次人才為中國科技創新發展提供堅實基礎。源源不斷的人才供給不僅僅得益於中國人口基數大，還得益於我們長期以來對於教育的重視和投入。近些年來，中國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久久為功的人才積澱，逐漸匯聚成促進科技創新快速發展的“洪流”。

其次，堅持實業為本的產業模式，防止經濟“脱實向虛”。一項新興技術最終需要落地應用，否則難以充分展現和釋放價值。我們堅持實體經濟為本，推動產業與科技互促雙強。作為效果的體現，世界上任何一款最新科技創新成果想從設計師的圖紙轉化為市場化的產品，最快的地方就是中國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因為那裏集聚着大大小小的各類製造業企業和專業工程師。正是因為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擁有諸多“長板”，包括產業鏈供應鏈方面的完整性和超大規模市場的吸引力等，國際跨國企業普遍願意持續深耕中國。

再者，給予科技創新多元化激勵和強有力支撐。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正在成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着力點。基於這樣的目標和方向指引，近些年來中國科技創新領域投入不斷增加。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突破3.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8.3%。與此同時，國家對於科技創新的政策支持不斷加碼，比如給予科創企業税收優惠；以“揭榜掛帥”的科技懸賞制向全社會徵集科技創新成果；還有“合肥模式”那種以政府投資基金方式直接投資科技初創企業等。這樣都讓中國科技創新發展有了更多底氣和更大勢能。

回顧過往，中國確實有過通過借鑑或直接引入等方式提升自身科技能力的階段，主要原因在於當時我們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存在“脱節”現象，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技術基礎薄弱，資金、人才等必要的創新資源要素相對不足。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產生“中國無法創新”迷思的一個原因。不過，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向着產業鏈價值鏈高端攀升等需求日益強烈，加上近些年來外部環境的複雜變化，都使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自立和自強意識不斷增強，科技創業領域也湧現出越來越多亮點。

如上所述，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疊加其他內外因素變化，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熱潮湧動。當然，因為起步較晚等原因，中國科技創新領域也有一些現實需要正視，比如我國基礎研究依然相對薄弱，原創、獨創依然不足，雖然已在一些重要領域或關鍵環節與西方領先國家形成並跑、領跑，但在不少領域還處於跟跑階段；再如，我國知識產權尤其是技術專利保護等方面還有待加強。在以高水平開放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正加速從“世界工廠”轉變為“科技創新之國”。不過，中國科創發展的目標絕不是“挑戰”或“替代”美歐領先國家，而是致力於同各國開展科技創新合作，推動科技創新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

美國對華認知亟需“迴歸常識”

李海東

美國一些人對中國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和突破感到“吃驚”，隨後轉頭又藉此翻炒“中國威脅”，鼓譟對華加大圍堵打壓，這背後有着相似的邏輯或根源，即他們至今無法客觀準確認識中國發展。

首先，美國戰略界和決策者太過“學院派”或“學究氣”，這傳導到對華關係層面並加劇了認知偏見。冷戰末期和結束之初，美國以“勝利者”姿態看待外部世界，視角主要是“歷史終結論”，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又摻入了“文明衝突論”。到了21世紀尤其近些年來，美國開始宣揚“民主對威權”二元對立等對抗性、衝突性敍事。美國將這樣的“世界觀”投射到“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中國身上，顯而易見地加劇或放大了對華認知偏差。這種認知範式不接地氣，完全忽視了世界和中國互動的多樣性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內在現實邏輯。而要正確全面認識中國發展，美方首先需要“迴歸常識”。在這點上，美國經濟或社會層面對中國的認識相對務實理性，這得益於兩國經貿和民間的眾多交往和溝通。

其次，對於中國對外開放和獨特發展路徑的面貌、進程等缺乏深入認識，且嚴重缺乏換位思考意識。在美國一些人的傲慢視角中，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只要是求發展，就只能按照美國的“樣板”和模式。但幾十年來，中國基於自身國情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逐步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這得到了世界廣泛認可，並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有益啓示。不過，美國依然無法轉變思維，不能摘掉已經不合時宜的舊眼鏡，因而難以正確看待今日的中國及其相關領域發展。

這也暴露出美國一些人至今無法以平等心態處理對華關係的現實。美國繼續抱持某種“教師爺”心態，先入為主地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永遠都是“小學生”。但實際上，連美國國內很多人都已開始反思，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沒能夠給跟風效仿的其他國家帶來預想中的快速發展，反而導致不少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困境，就連美國經濟自身也深受其累。事實已然如此，美國卻仍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別國發展指指點點，無法在世界多極化的大勢下放平身段，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相互尊重、平等交流，這也導致華盛頓無法與時俱進地認識中國。

第三，對中國創新文化與土壤的誤解甚至故意曲解，導致美國無法全面認識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美國知識界或輿論界習慣於給中國貼上“缺乏原創能力”“服從性強”等標籤，認為中國缺乏創新文化。確實，在這方面，近現代中國因為歷史等多重複雜因素走過一段彎路。但如今的中國在充分發揮“後發國家”優勢的基礎上，強調以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厚植創新發展土壤，促使中國人的刻苦勤奮和勇於創新精神得到有效激發和充分釋放。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創新文化存有偏見的人沒有也不願承認這一點，才對中國當下科技創新成果噴湧之勢感到“錯愕”。

第四，美國對於自身在科技創新領域的長期領先優勢過度自信，因而無法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國相關領域的突破甚至領跑。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基本都由西方國家主導，尤其進入“電氣時代”和“科技時代”以來，美國一直都是相關產業變革的引領者甚至主導者，這些變革無一不在全球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互動等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當前，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科技推動新一輪產業革命的背景下，美國基於慣性思維認為自己仍是“旁人無法企及”的存在，其他國家尤其非西方國家在科技領域只能繼續效仿和學習美國。這就導致當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時，美國一些人感到不解、不適乃至心態失衡。

希望美國能夠儘快從這些對華認知偏見中清醒過來。事實上，美國國內一些理性人士已經認識到，世界範圍內的科技創新發展環境和態勢都在發生變化，認為即便美國也需加強與中國的互利共贏合作。顯然，這樣的聲音和認知還需進一步擴散和加強，以便美國能夠以更加全面客觀和理性平等的視角看待中國發展，進而推動中美關係沿着穩定、健康、可持續的軌道向前發展。

攜手共迎“新一輪產業革命”

李崢

迅猛發展的人工智能（AI）正在通過與實體工業的深度融合“重塑製造方式”。如何才能抓住機遇而不錯失由此帶來的“下一場產業革命”？答案顯然不是限制打壓別國發展，而是攜手以開放包容、互利共贏姿態共享智能紅利。

以Deepseek為代表的新一代“蒸餾算法”，即使在數據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也能實現高質量的模型訓練和應用落地。這一突破性進展標誌着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模式的改變，即從過去“強者恆強、高投入高算力”的舊競爭模式，邁向“廣泛參與、開放協同創新”的全新模式。這使之前少數技術巨頭的數據、算力、算法壟斷不再那麼奏效，在降低行業進入門檻的同時激發更多創新主體的活力，促使整個行業朝着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的方向前進，更多中小企業、研究機構獲得參與其中的入場券。

開源將成為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生態發展的主要趨勢。開源模式具有開放、透明、協作等特質，這種模式成為主流也為人工智能的產業化發展鋪平道路。

一方面，Deepseek等開源大模型讓更多中小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獲得難得的追趕機遇。通過引進、改造和自主研發，這些國家能夠在技術應用和產業升級中更大程度地實現自主可控。這給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注入更多公平性和包容性。各國不僅可以根據自身稟賦和產業優勢發展符合本國需要、提升本國福祉的人工智能產業，也能更好地根據自身國情制定相關政策和標準，實現安全與發展的有機統一。

另一方面，開源模式在加速技術擴散和產業應用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在此之前，這種模式已經在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等領域催生眾多創新產品和服務。開源大模型將會帶來類似效應，並且正好匹配市場上對於各領域“人工智能+”的需求。開源大模型將帶來一個融合、應用、再創新的良性循環，即技術突破與商業應用相互促進，技術進步催生更多應用場景，豐富的應用實踐又為技術研發提供可靠的數據和反饋。

在新一輪人工智能產業變革中，中美仍將成為最重要的引領者。雙方的互動與合作不僅關係兩國自身發展，更對全球技術生態和產業格局具有深遠影響。Deepseek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乃至世界對於人工智能發展的認知，同時也意味着美國出於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考慮而設計的“護城河”並未見效。希望這種現實能讓美國逐步改變固有偏見，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看待包括中國在內各國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的發展。 

當然，以Deepseek為代表的開源大模型發展也帶來新的治理難題。開源模式加速了技術擴散，但也藴含更大的技術濫用風險。客觀而言，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仍未對此做好充分準備。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治理成為中美關係中一個更加緊迫且現實的議題。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存在競爭，但更有合作的必要性。在技術標準與規則制定、研發交流、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等領域，中美合作與交流符合開源模式的需求，也有利於解決這種新模式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隱患。兩國應該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原則，推進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生態朝着開放、多元合作的方向發展。只有主要大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攜起手來，深化創新合作，深化包容普惠，才能共同在人工智能的廣闊天地裏深度求索，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把握機遇，共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