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教育懲戒的核心在於“戒”，而非“懲”

近日，廣東陽江一所民辦中學因要求學生和家長簽署“體罰同意書”一事引發熱議。校方規定，學生犯錯需接受體罰，家長若不同意則需另擇他校。這一事件看似荒誕，卻在網絡輿論中引發了激烈討論，其中有不少家長和網友對“從嚴管理”表示支持。筆者認為，這場爭議不僅是對教育懲戒權的探討，更折射出在“雙減”政策深化、教育評價體系轉型的背景下，家校教育責任的錯位與重構難題。

這所學校在其校規中明確規定，對犯錯學生可採取“鞭罰”和“罰站思過”兩種懲戒方式。從法律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明顯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義務教育法》中關於禁止體罰和變相體罰的規定。即便家長簽字同意，也不能改變體罰行為的違法性。更重要的是，所謂的“體罰許可”本質上是一場關於教育責任的風險轉嫁，是將教育懲戒的法律風險與道德壓力轉移給了家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説，教育懲戒權變為了家校雙方博弈的工具——家長要求學校“嚴格管教”，學校則用“簽字畫押”規避矛盾。這種相互推諉責任的現象，不僅違背了教育的初衷，也反映出家校溝通的嚴重缺失。

教育懲戒的核心在於“戒”，而非“懲”，其目的是幫助學生認識錯誤並改正，而非單純施加懲罰。為避免教育懲戒在實踐中陷入“不管失職、管了越界”的困境，首先應明確合法合理的教育懲戒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一是尊重學生人格尊嚴：懲戒措施不能侮辱學生人格，不能以暴力或變相暴力的方式實施。二是適度與過罰相當：懲戒的力度應與學生的過錯相匹配，避免過度懲戒。三是注重教育性與引導性：懲戒應以教育為目的，通過引導和溝通幫助學生認識到錯誤。四是雙向互動：教師在實施懲戒時應與學生進行充分溝通，瞭解學生行為背後的原因，避免簡單粗暴的處理。

在遵循上述原則的基礎上，破解教育懲戒困局，關鍵在於重構家校權責體系，構建以專業分工為基礎、技術賦能為手段、專業力量為支撐的新型家校協作機制。

首先，明確家校權責邊界，避免越俎代庖。家校共育中權責邊界的模糊是導致教育懲戒困境的關鍵因素之一。為此，學校和家庭應通過制定家校共育權責清單，明確各自在教育中的角色和責任，避免“越權”與“錯位”的現象，通過合理、合法的方式引導學生健康成長。特別是在教育懲戒這一塊，學校應負責制定科學合理的校規校紀，明確懲戒的範圍和方式；家長則應積極參與校規的制定過程，表達自己的價值訴求，並在孩子受到懲戒後做好溝通和疏導工作。

其次，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加強溝通協調。數字化平台可成為化解矛盾的技術支撐。家校之間應利用數字化平台加強信息共享和互動，及時溝通學生在校或在家情況，避免存在信息差。學校可定期通過線上家長會、家庭教育講座等活動向家長宣傳教育懲戒的目的和意義，增進家長對學校教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學校還應設立專門的家校溝通渠道，及時反饋學生的學習和行為情況，同時傾聽家長的意見和建議。

最後，引入第三方機制，規避家校衝突。家校協同不是簡單的責任分攤，而是教育專業性與家長參與性的有機融合。針對教育懲戒中的“灰色地帶”，如課堂違紀等問題，可引入家長代表和教育專家組成的裁定委員會。這種機制不僅增加了處理過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還能通過專業力量的介入，確保了懲戒的合理性和教育性，避免了家校之間發生直接衝突和矛盾升級。

教育懲戒的本質是價值觀的傳遞，其效能取決於家校教育生態的協同度。當前迫切需要構建“雙主體育人框架”：學校聚焦規則教育、集體意識培養等公共性目標，家庭側重個性發展、道德情感培育等個體性目標，二者通過定期教育會談實現目標校準。特別是在制定懲戒措施時，教師需向家長闡釋該行為對學生社會化的意義，家長則反饋學生的心理承受特徵，共同商定教育方案。 教育懲戒從來不是校方或家庭的“獨奏曲”，而是需要共同譜寫的“育人交響樂”。唯有學校恪守專業精神，家長秉持理性參與，社會提供製度保障，才能讓教育懲戒迴歸其本質：不是威懾與控制的手段，而是照亮學生成長之路的燈火。（作者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