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加強對華合作，是德國應對挑戰的可行之舉

2月23日，德國提前迎來聯邦議院選舉。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和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大選結果無疑牽動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關注。在始於2009年底的歐債危機中，德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一度達到空前的影響力，不僅助推德國在歐洲發揮領導力，而且作為成功模式受到不少國家的重視和推廣。它的顯著特點包括，穩定的政治格局、合作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穩健的經濟治理能力、雙元制的職業教育理念、軍事剋制文化和歷史反思的傳統等。然而，在當前歐洲遭遇地緣政治挑戰和地區安全危機的關鍵時刻，德國面臨着嚴峻的社會與經濟挑戰。尤其是經濟層面，德國急需儘快調整，以重現德國發展模式的成功。

移民是當前分裂德國政治與社會的棘手難題。2024年德國“年度惡詞”是“生物德國人”（意指基因和血統意義上的德國人），2023年的“年度惡詞”是“反向移民”（意指不能或不願在德國長期居留的移民應當回到本國）。這兩個詞彙均與移民、族羣身份認同直接相關，從一個側面凸顯移民問題已經引發德國社會的極大爭議。

移民同樣成為德國政黨在議會和競選辯論交鋒中的焦點。右翼民粹的選擇黨在政治動員中擅長打“移民牌”，要求完全控制德國邊境並遣返非法移民，改革庇護制度，充分調動起德國社會中的反移民心理，成功躍升為第二大黨。在選擇黨的壓力刺激之下，聯盟黨在競選中選擇將移民政策作為主導性議題。1月底，默茨及基民盟在聯邦議院提出收緊移民政策的五點計劃。這一提案並不具備法律約束性，更多隻是體現聯盟黨的移民政策立場趨向強硬，卻在德國政壇引發軒然大波，其原因在於該提案遭到社民黨、自民黨和綠黨反對，最終藉助選擇黨的支持方才在議會內通過。

主流政黨紛紛攻擊默茨打破禁忌與選擇黨合作，動搖了對選擇黨的“民主防火牆”，德國社會中反對聯盟黨與選擇黨合作的示威遊行不斷，甚至連默克爾也罕見地打破卸任以後對現行政治的沉默發聲批評。這一動向，凸顯移民問題加大德國政黨間的離心力。而且，新老難民和移民問題積聚至今，給德國社會帶來持續挑戰。

事實上，新一屆政府不僅需要解決移民這一棘手問題，還面臨經濟治理的難題。根據德國電視二台的民調，移民與經濟這兩大議題遠遠超過俄烏衝突、氣候、能源、養老等其他議題，成為當前德國民眾最關心的問題。德國聯邦內閣1月29日通過《2025年度經濟報告》，聯邦經濟部長哈貝克在介紹這份報告時指出，德國經濟在2025年初面臨嚴峻挑戰。事實上，這一嚴峻挑戰早已來臨。

近5年來，出口導向型的德國經濟整體呈現低迷態勢，德國工業尚未為人口變遷、數字化與綠色轉型、附加成本高企、官僚程序繁冗等中長期挑戰和結構性問題找到有效的應對之策，又受到能源價格上漲、對機械設備和建築的投資鋭減等內外因素影響。大眾汽車等汽車製造商、巴斯夫等化工公司以及蒂森克虜伯等鋼鐵企業已經陸續計劃關閉工廠或裁員。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德國出口規模連續兩年萎縮，2024年德國出口規模縮減1.3%，進口減少3%。德國政府之前又將2025年德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下調至0.3%。而在特朗普再度上台的背景下，2024年德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714億歐元，德美之間“關税戰”風險高企，很可能進一步拖累當前疲弱的德國經濟。

歐洲和德國的悲觀情緒在今年的慕安會和達沃斯論壇上顯現無疑，經濟與社會各界對於未來前景的焦慮心態瀰漫，保守心理普遍上升。1月29日，100多家德國經濟聯合會和200多家企業發起“經濟警示日”，提出經濟政策轉型、減税、降低能源價格和附加成本等要求。在2025年競選綱領中，德國各大政黨同樣關注經濟議題，聯盟黨計劃嚴格執行“債務剎車”的財政紀律，降低所得税和公司税，評估是否重新使用核能等，其主張與最有可能聯合執政的社民黨存在不少分歧。

相比起移民政策，對於德國新一屆政府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否憑藉新的經濟治理和競爭力方案，帶領德國走出當前的經濟低迷，重塑政治穩定性和社會共識。一個有益思路是，在德國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德企業務增長的重要引擎。德國央行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上半年，德國對華投資創歷史新高，達73億歐元。根據德國海外商會去年年底的調查，51%的德資企業計劃在今後兩年進一步擴大對華投資。面對全球經濟逐漸加深的不確定性，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是德國應對內外挑戰的可行之舉。（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