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訪談｜南極科考40年：中國如何在極端環境中書寫科研奇蹟？

央視網消息 （焦點訪談）：1985年2月20日，中國第一個南極考察站——長城站建成，標誌着我國極地考察事業自此開創，廣袤無垠的南極從此有了中國人持續奮鬥的身影。同年，中國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在國際南極治理舞台上正式有了話語權。40年來，我國南極考察一路風雪兼程、築夢冰原，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臨着哪些挑戰？

不久前，我國南極科考團隊設計的六足機器狗嶄新亮相，定製的鞋子、特殊保温處理的電池，讓考察隊員們在應對南極的惡劣環境時有了“新助手”。

用機器狗助力南極科考、使用無人機在南極尋找隕石、利用特製的重力活塞柱狀取樣器像給地球“打針”似的提取南極海底沉積物……近年來，中國南極考察隊在考察的過程中亮出的科技範兒，展示了我們在探索南極過程中非凡的實力。

人類在南極地區的活動已有100多年的歷史。100多年來，共有30個國家在南極建立了150多個考察站開展科學考察，而中國真正拿到“入場券”，是在40年前建成長城站之後。那時候我國的物資裝備和保障能力都非常薄弱，連運送物資需要的專業破冰船都沒有，用來替代的船不能直接抵達建站地點，隊員們還必須駕駛簡陋的小艇，把大船上的物資一點點轉運上岸。

正是靠一批又一批南極考察隊的隊員們艱苦奮鬥、攻堅克難，中國南極科考一步一步走進世界舞台中央。1985年10月，中國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在國際南極治理舞台上正式有了話語權。不過，在進入“南極俱樂部”初期，我們和很多大國相比，差距還是很大，只能奮起直追。

當時，南極最具科學考察和研究價值的區域有三個點：極點、冰點和高點。其中兩個都已經有了考察站。早在1957年，美國就在極點建了世界上唯一的常年考察站——阿蒙森—斯科特站。而冰點這個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前蘇聯也在此建成東方站。只剩下被稱作“人類不可接近之極”的高點沒被攻克。我國為了推進南極科考事業發展，從1991年便鎖定目標，要在南極的高點去建崑崙站。

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原副主任、一級巡視員吳軍：“為了建崑崙站學習經驗，我們組了一個團去美國的考察站。當我看到美國的考察站和裝備，給我的震撼不是一點半點，實實在在看到了我們的差距，也激勵我們往前推進的動力。”

經過18年的不懈奮鬥，中國的南極工作者們以不服輸的勁頭，最終把這個國際上公認的“硬骨頭”給啃了下來，在這個“人類不可接近之極”的高點建成了崑崙站。

新時代以來，隨着我國科研水平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我國的南極科考力量不斷壯大，建站和科考工作更加大步向前。我們在南極探索的成就可以説今非昔比。

目前我國共建成5個南極考察站，分別是長城站、中山站、崑崙站、泰山站和秦嶺站，數量位列世界第三。

這5個考察站使命各不相同：長城站主要聚焦生態方面的研究；中山站則側重研究冰川、高空大氣物理；崑崙站增添了天文觀測研究、深冰芯鑽探及研究；而2014年建設的中轉樞紐站泰山站，則是為了更好地為南極科考提供保障；去年落成的秦嶺站，從選址到建成歷時12年，屹立於羅斯海西岸，填補了我國南極科考佈局的重要空白。

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原總工程師徐世傑：“這個站不僅看數量，而且還要看地區，因為南極1400萬平方公里，比我們國家的面積都大。從考察站的分佈來講，可以説佔據了南極重要的地理單元，有亞南極的代表長城站地區；有很有代表性的南極丘陵中山站地區；秦嶺站是在羅斯海，就是著名的羅斯冰架；還有內陸的泰山站和崑崙站。（我國）南極建站的情況在南極的國家中排名領先，排在第一站隊。”

五個考察站的建成，為我國南極科考工作從南極圈外有序挺進南極內陸地區打下堅實基礎，助力我國南極科考事業實現了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跨越式發展。

而之所以能取得一個又一個的里程碑似的勝利，跟國家的大力託舉密不可分。

徐世傑：“後勤保障是基礎，為我們認識南極提供了保障。在硬件方面，現在有5個南極考察站，有2條船，有直升機，有固定翼飛機，撐起了南極考察的整體骨架，這個骨架很硬。”

南極科考要出成果，因為它特殊的惡劣的自然環境，後勤保障是重中之重，可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後，為南極科考提供的海陸空三方面的硬件保障更獲得了長足發展。在內陸車隊運輸方面我們國際領先。令更多國家羨慕的是，我們有兩條科考船，從“雪龍”號極地科考船服役顯著增強我們的極地科考能力，到自主建造的“雪龍2”號服役實現南極科考“雙龍探極”，我國南極科考裝備的不斷升級，助力我國南極考察事業紮實而穩健的成長。

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研究員、副總工程師何劍鋒：“其他科考強國，像日本、德國、英國都只有1艘（極地科考船），咱們現在有2艘，這是非常關鍵的。因為極地季節性非常明顯，比如夏季和秋季完全不一樣。雙船的好處就在這裏，一個是區域能夠擴展，另外一個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同一時間進行相應對比。同樣的內容，可以把研究的結果進行對比。”

有了強大的後勤保障能力為考察隊員保駕護航，他們的科研工作才得以有序開展。李金鋒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員，5次參與南極科考，從2014年開始在南極長城站周邊開展極地植被生態系統監測的工作，他對此深有感觸。

李金鋒：“我在2014年2月份拍攝的（植被監測點照片），發草的蓋度大概是20%左右。到了2024年2月份，也就是整整十年之後，發草的蓋度已經超過了70%。大家可能覺得它只是一個數字的變化，但是很多科學家對這個數據是非常感興趣的，全球氣候變化條件下南極的植被、生態環境確實是在變化的，但它到底是怎麼變的，這個變化的幅度超過了很多科學家的想象。”

李金鋒説，此前他們都是從其他國家那裏去尋找數據，但是在這個項目他們堅持觀測了十年後，就能獲取一大批一手數據。

李金鋒：“（現在我國）能夠有能力保障科學家各個方面做統籌性的長期觀監測，是我們國家硬實力的一個體現。沒有這些保障，我們沒法獲得這麼詳實、連續的一手數據，只有有了這些數據和成果，我們才能在國際上表達我們的聲音，在科研領域去發聲。”

有了國家提供的強大後勤保障，近年來我國的南極考察工作在南極冰川學、空間科學、生物生態、氣候變化科學等領域取得一批突破性的成果，並推動南極科學研究由單一學科研究向跨學科綜合研究發展，極大地夯實了我國南極科考的硬實力。

而一個國家在南極事務中，不僅需要硬實力，構建軟實力也非常重要。新時代以來，我國在構建南極科考的軟實力方面，也做了相當多的努力。

徐世傑：“軟實力表現在南極的國際談判桌上，主要以南極條約協商會議為主，通過《南極條約》協商國來共同商定、討論如何制定南極的行為規則。因為《南極條約》這個體系比較複雜，所以我們為此聚集了一些社會科學家、國際法專家來專門研究它。我們也是這個規則的制定者之一，不斷地提高我們國家在南極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放眼全世界，在開展南極科考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國其實是後來者，但是經過這些年的奮發拼搏，我們逐步後來居上。2017年，我國成功承辦第40屆南極條約協商會議，首次發佈白皮書性質的南極事業發展報告——《中國的南極事業》，並在會上牽頭提出“綠色考察”倡議，將國內海洋保護利用行動與履行國際條約和義務相結合，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這幾年來，我國深度參與南極生態環境保護、南極海洋保護區等國際治理的協商，牽頭提議設立了恩克斯堡島南極特別保護區，等等。我國在國際極地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增強。

認識世界、探秘未知，是人類天性使然。南極科考我們剛剛走過40年，是過往征途，也是未來新起點。前景廣闊，使命光榮，我們的南極工作者還將繼續艱苦奮鬥、開拓創新，同國際社會一道，更好地認識南極、保護南極、利用南極，為造福人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