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從DeepSeek看美國“斯普特尼克時刻”情結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 鄭璇】編者的話：近期，中國開源大模型DeepSeek的出現，在全球科技市場引發震動。一些西方特別是美國科技界和政界人士以及媒體，將此稱作美國人工智能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所謂“斯普特尼克時刻”，是指冷戰時期蘇聯先於美國成功發射人類首顆人造地球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令西方尤其是美國陷入一段恐慌焦慮時期。與此同時，根據一些美國學者的説法，“斯普特尼克時刻”帶來的危機感讓美國各界“齊心協力”，採取措施發展科技和經濟，為美國之後保持技術優勢以及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美國不斷宣揚“斯普特尼克時刻”的背後，除了希望能再次團結上下應對本國所謂的危機和挑戰外，也有“美國衰落論”產業作祟的影響，更體現了其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

冷戰熱詞為何高頻出現？

1月20日，中國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發佈其開源模型DeepSeek-R1。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該模型在第三方多個項目的基準測試中均超越美國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開發的GPT-o1模型，但成本更低。1月27日，DeepSeek登頂蘋果中國地區和美國地區應用商店免費應用下載榜首後，英偉達股價當天重挫近17%，市值在3天內蒸發近6000億美元。

1月26日，美國硅谷風投資本家安德森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發文，稱DeepSeek-R1的發佈是美國人工智能界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兩天後，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也在X上表示，中國公佈的DeepSeek被一些人工智能人士稱為美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我們的競爭對手將利用每一個機會超越美國在未來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我們必須領先”。對於DeepSeek-R1的發佈，《硅谷之火》聯合作者、美國作家斯韋因在Medium網站上發文，稱“毫無疑問，這是人工智能的‘斯普特尼克時刻’”。《華盛頓郵報》1月31日則發表了以《DeepSeek創造了21世紀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為題的文章。據《紐約客》雜誌2月3日報道，香港金融服務公司Gavekal聯合創始人、來自法國的蓋夫向其公司客户發了一篇題為《另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的評論，這些客户包括世界各地的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和保險公司。

其實，“斯普特尼克時刻”是美媒報道中的一個高頻詞。2024年9月，中國國家航天局宣佈天問三號火星採樣返回任務的實施時間將由2030年前後提前至2028年前後。此消息一經公佈，美國太空新聞網就援引本國專家的話稱，如果中國領先於美國進行火星採樣返回，這將成為又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2014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另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為題報道稱，在截至2014年的15年，美國學生對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興趣趨於平緩或有所下降，這引發了擔憂，因此需要重塑美國的企業界和政界，讓它們從“一輛反覆被黑冰困住的、高速行駛的麪包車”，變成一輛“炙手可熱的新特斯拉，戰勝所有的數字化挑戰”。

除媒體外，美國政界人士也喜歡在演講中使用“斯普特尼克時刻”。2019年9月9日，在參加重啓美國太空司令部的儀式上，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表示，美國進入新的“斯普特尼克時刻”，軍方必須採取行動，保持美國在太空領域的競爭優勢，以對抗俄羅斯、伊朗等對手。這一年的12月，擔任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瓊斯在《大西洋月刊》上發文，表示在開發和部署安全5G網絡的競賽中，“美國落後了，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斯普特尼克時刻’一樣”。2011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國情諮文演講中也表示，當代美國人正處在“斯普特尼克時刻”。他稱，蘇聯1957年在太空領域領先美國，但是美國後來的投資推動該國贏得了登月太空競賽，這些投資“帶來了創新的浪潮”，創造了新型工業和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因此呼籲國家對創新、研究、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

蘇聯發射衞星開啓美國“偉大時代”？

那麼，什麼是“斯普特尼克時刻”？英國《衞報》這樣解釋：1957年10月4日，蘇聯將人類首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送入地球軌道，震驚了其冷戰時期的對手美國。“斯普特尼克時刻”也被稱為“衞星時刻”。

據《紐約時報》2007年報道，“斯普特尼克”1號發射後，蘇聯主流媒體開始只發了簡短報道，但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報紙，則充斥着相關新聞和對此的分析。“自珍珠港事件以來，沒有任何事在公眾生活中引起如此大的反響。”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學家麥克杜格爾這樣説。《紐約時報》表示，一些美國人也將該事件與“9·11”事件相提並論。“斯普特尼克”1號讓美國人陷入了信心危機：這個國家是不是因為繁榮而變得鬆懈了？教育系統是否不足，尤其是在培養科學家和工程師方面？

2021年，美國安全世界基金會項目規劃主任威登在該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網站上發文，表示由於公眾的強烈反應，美國採取了幾項措施，以確保它永遠不會再在技術上受到“突然襲擊”，包括建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前身高級研究計劃局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通過《國防教育法》。該法律的施行，讓美國向教育系統以及科技研發方面各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斯普特尼克”1號的發射還促成了美國國家偵察局的成立，該部門自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一直利用太空收集情報。

威登稱，上述措施為美國在太空等科技領域的技術優勢打下基礎。基於此，很多美國媒體、學者和民眾認為，“斯普特尼克時刻”開啓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美國在科研、經濟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所有這些都為華盛頓最終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

不過，包括威登在內的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大部分美國民眾其實並不瞭解1957年“斯普特尼克”1號發射前後的真實歷史。例如，雖然該衞星的發射震驚了美國民眾，讓他們認為蘇聯的太空能力正在領先於美國，但當時美國政府對蘇聯在人造衞星領域的進展很清楚，華盛頓在衞星領域的能力也絲毫不輸蘇聯。早在195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向本國政府高層提供了一系列關於蘇聯“人造衞星計劃”的情報。這些報告認為，蘇聯人造衞星可能不遲於1957年底進入軌道。2020年，CSIS歷史與戰略項目助理研究員貝茨發文稱，1957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優先將資源用於發展下一代核武器的運載研究，而不是衞星，美國當時正在打造遠比蘇聯人造衞星所展示的更先進的武器能力。雖然中情局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強烈認為，成為第一個發射人造衞星的國家會給美國帶來巨大聲望，但艾森豪威爾卻認為這沒有什麼意義。

此外，很多美國民眾認為美國1957年遭遇“斯普特尼克時刻”後上下團結一心，這一觀點也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例如貝茨就表示，“斯普特尼克”1號發射後，美國國會參議院時任民主黨領袖約翰遜就抓住機會，在聽證會上打擊艾森豪威爾和共和黨，將蘇聯發射衞星的成就與誇張的情報結合起來，得出美蘇之間存在巨大“導彈差距”這種毫無根據的結論。這幫助民主黨在1958年的國會選舉中贏得了更多席位，併為約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總統競選提供了動力。貝茨認為，艾森豪威爾政府之後採取各種措施發展美國科技，也並非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是為了“政治止血”。此外，《國防教育法》和創立NASA在“斯普特尼克”1號發射之前已經在醖釀和準備中。

冷戰思維延續還是威脅論變體？

在人類首顆人造衞星發射之後，“斯普特尼克時刻”成為美媒不時就會使用的一個常見詞。“許多美國人，尤其是那些持有這種競爭世界觀的人，似乎渴望在太空、人工智能、5G、更廣泛的技術、意識形態競爭，甚至氣候變化方面出現另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貝茨稱，美國人彷彿在召喚一個奇蹟，把國家重新團結起來，啓動激勵人心的進程，以跳過應對國家威脅和全球挑戰所需的艱難而漫長的政策工作。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梁懷新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國媒體之所以熱衷於宣揚“斯普特尼克時刻”，是因為它們歷來有通過隱喻方式放大當前問題，從而達到吸引眼球、引起大眾關注的傳統。此外，美國對“斯普特尼克時刻”的痴迷，體現了二戰後美國對於自身國際領導權（或者説國際霸權）的敏感性，即只能自己走在前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聰悦表示，美國針對他國科技和軍事技術高速發展非常喜歡提到“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原因，一是把特定國家當成競爭對手和假想敵的冷戰思維的延續；二是觸發歷史共情，激發公眾焦慮情緒，讓他們相信美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此對國內政府治理缺陷、外交政策誤差等現實問題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三是威脅論的變體。在製造“斯普特尼克時刻”的言論中，美國政界和媒體往往會貶低和污衊競爭對手的成就，希望以此削弱後者的影響力，並維護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

有觀點認為，美國媒體、政界等時不時炒作該國遭遇或進入“斯普特尼克時刻”，與“美國衰落論”產業有關。2010年，美國《新共和》雜誌提出一個觀點——自從“斯普特尼克”1號發射以來，美國一直存在着“衰落論”產業。美國一些評論人士一直炒作該國“軟弱”“可能被淘汰”，將不可避免地“落入更強大的對手手中”。上世紀8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就在《外交》雜誌上表示，“衰落論”分幾波出現：在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之後、在越南戰爭爆發之後、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發生之後、在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德雷茲納2010年稱，“9·11”事件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衰落論”也在美國盛行。

“為什麼要兜售這種説法呢？”據西班牙《國家報》分析，首先炒作DeepSeek-R1的發佈讓美國進入“斯普特尼克時刻”的，是硅谷風投資本家安德森，之後這一説法被美國和其他國家媒體廣泛報道。1957年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後，整個美國工業和金融機構都在為一個目標服務，即在太空競賽中擊敗蘇聯。這正是安德森等一些硅谷大佬想從美國政府那裏得到的：零監管和大量資金，以此變得更富有，而這也是渦輪資本主義如何寄生於科學進步的案例。

“科技作為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動力，其不斷推陳出新需要發揮全人類的共同智慧，其最終成果也是為全人類共同享有。”梁懷新稱，各國在科技領域競爭還是合作，本質上是在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孤家利益和共同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如何選擇的問題。2月11日，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在出席美國中國總商會成立20週年慶典時表示，DeepSeek橫空出世，引發“芯片封鎖無用”的廣泛反思，從零和博弈出發，時時處處都是“斯普特尼克時刻”；從合作共贏出發，到處都是合作點、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