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人數創新低，改善住房遇阻礙，美國遷徙文化面臨危機

美國《大西洋月刊》2月20日文章，原題：美國人陷入困境，誰之過？  5月1日，曾是紐約城每年的“混亂時刻”。殖民時期，紐約全城租房市場形成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租約都在這一天到期。這一天，成千上萬的房客將他們的傢俱和生活用品裝上馬車，在街道上穿行，前往新的住所。場面有些混亂，乍一看像是“大型逃亡現場”，但實際上，它代表着一種與眾不同的“美國希望”。在這種流動中，人們自己決定居住地，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美國人如今很少搬家了，這種流動性正在消失，對美國的政治、文化以及整個國家的發展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遷徙背後是積極心態

約尼·阿佩爾鮑姆是書籍《停滯：特權階層與地產資本如何阻斷美國機會》的作者，在他看來，美國人的這種流動性非常重要——這些搬家的人並非生活所迫，而是他們在原來的地方過得還不錯，想要繼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為自己和子女創造更好的未來。所以這種流動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遷徙，還意味着一種積極心態——美國人相信，只要改變住所，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可以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並過上更好的生活。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生活不應被出身所定義。

在早期的美國，如果你想搬到某個地方，可能會被“驅逐警告”，窮人和少數族裔是被排斥的主要羣體。但後來，美國經歷了一場法律變革，只要你搬到某地，並宣佈自己打算在那裏定居，就能成為那個地方的合法居民。這一變革徹底改變了美國社會形態，也塑造了美國人的“國家認同”。

這種“流動”涉及的人羣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工人階級，中產階級以及再往上的階級都在移動——富裕階層會購買剛剛建成的全新住宅，他們搬離原來的房屋後，一些中產階級便會住進來。這種遷徙形成了一個鏈條，每個家庭都逐步向更好的住房條件邁進。

幾十年後，人們對這種“流動”進行追蹤發現，那些留在原地的人，經濟狀況確實稍有改善，但那些搬走的人境遇明顯更好。無論在哪個年代，階層得以上升的人幾乎都是那些搬遷的人，他們的孩子也比那些留在原地家庭的孩子發展得更好。

但這種積極的“流動”在不斷減少，19世紀，每年約有1/3以上的美國人搬家，到了1970年，大約每5個人中會有1人搬家，而去年12月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過去50年裏，這一比例已經降至1/13，我們創造了一個歷史新低。

法律成為“排異”工具

這種“流動”的消失與美國城市管理者的政策有關。紐約曼哈頓下東區的居住密度極高，這裏存在大量移民，他們帶來了異國的習俗、語言、食物。這讓美國的城市改革者們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的城市遭到了“入侵”。因此，在美國“進步時代”（大約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編者注），改革者與政府共同推動了一系列“公寓改革”政策。他們讓當地無法建造“經濟適用型”公寓，從而排斥外來人口。“公寓改革”運動的核心推動者曾表示，只要打着“消防安全”的旗號，就可以不動聲色地把公寓住户趕出自己的社區。許多城市管理者推行的監管政策其實是藉口，他們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合法”手段“驅逐”移民。

社區管理者選擇“自我封閉”

在人口自由流動上，如果將相關法規的決策權放到地方，社區管理者往往會選擇“自我封閉”，排斥外來人口。而出台相關管制政策的社區，往往是富人聚集區。這會進一步導致種族孤立與收入分化。

我們正面臨“流動性”危機，美國有很多便宜的住房，只是它們不在大多數人想居住的地方。如果我們只關注住房的可負擔性，而不考慮住房的地理位置和所提供的機會，我們就會追求錯誤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需要的政策，不僅是讓住房變得更便宜，還要讓人們能夠住在他們希望生活的地方。如能做到這點，美國不僅能恢復曾經的社會活力，也能讓美國人重新掌握生活的選擇權。（作者漢娜·羅辛，朱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