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卷”成蝶，走出過度投入與低效回報怪圈？
證券時報記者 周春媚 張淑賢 安宇飛
“我們行業應該是最卷的，價格戰一直在打。”李波是一名汽車經銷商，在深圳經營一家傳統品牌汽車4S店。自2023年開始，一場激烈的價格戰開始席捲汽車行業，硝煙一直延續至今。李波見證了整個行業的瘋狂，“現在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把車賣出去。”
零息購車、限時優惠、保險補貼……據不完全統計，2025年至今，已有30多家車企啓動新一輪降價。千千萬萬像李波一樣的從業者，在這場價格絞殺中艱難求生。在李波看來，價格戰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難合上，汽車市場已經“回不去了”。
李波的經歷，也是當下許多行業的縮影。“內卷”如同一頭蟄伏在時代客廳中的大象，挪動着龐大而笨重的身軀，先是從個別領域、某些羣體，進而滲透到各個行業、蔓延至幾乎所有角落。
去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定調，“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從“防止”到“綜合整治”，人們已意識到，若放任“內卷式”競爭進行下去，扼殺的是整個社會的創新動力和向上的活力，要走高質量發展道路，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已刻不容緩。
證券時報記者通過與基層政府管理者，一線招商人員，汽車、銀行等各行各業從業者交流，試圖梳理和反思“內卷”的表徵、危害與成因。更重要的是，讓更多人共同思考，怎樣才能更有效地阻斷“內卷式”競爭的怪圈？
惡性競爭：失衡的供需關係
與無序的價格廝殺
一輛定價50萬元的車，賣到40萬元以下，這對於李波而言已是常態。
“比如一輛車定價是50萬，我們批發價是46萬，本來賺4萬。現在賣車利潤都不要了，就按批發價賣，這還賣不動，只能把廠家的賣車返利折成顧客的購車優惠，比如降到42萬。還賣不動怎麼辦？貸款利潤也貼進去，把銀行返點貼一些進車價，賣到40萬以下。”李波説，為了賣車，他想盡了一切辦法。
據瞭解，李波所在的門店主要靠新車銷售、售後服務、車企返點、金融保險返點等途徑賺錢。目前新車銷售虧損最多，售後服務是“利潤奶牛”。但是按李波的説法，“沒有新車，何來售後”，即使面臨進銷價倒掛，也要硬着頭皮賣。
“中國企業‘內卷式’競爭主要就是卷價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毛振華表示。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中，價格是企業開展競爭的一種手段。然而，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的專題報告指出，在“內卷式”競爭中，部分行業企業生存和發展策略，普遍依賴的是“低價”、“殺價”，甚至採用“無法獲得正常市場平均利潤率”、“難以積累創新研發能力”式的低價競爭策略。企業競相壓價，行業利潤變得越來越微薄，甚至處於虧損狀態，影響了再生產與研發投入，導致企業發展後勁不足。
在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看來，“內卷式”競爭有兩大核心特點：一是同質化競爭；二是低效低水平競爭。前者體現為價格戰，後者體現為利潤率持續下降。“這種競爭無法改善消費者福利，也不能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更不利於宏觀經濟的穩定。”羅志恆表示。
一方面，無序的價格戰，核心推動因素是供需關係的失衡。“從需求端看，近年來內需不足，終端消費走弱問題突出。從供給端來看，長期在供給端發力形成了大量的產能，導致供給過剩。”毛振華説，長期供過於求，推動了企業“內卷”。
李波表示，以前汽車行業是賣方市場，經銷商按廠家的定價去賣就能賺錢。如今，隨着市場增量空間縮小，加之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各大車企為了爭奪市場份額，都將價格戰視為競爭手段，並逐漸演變為不計成本、不講利潤的無序惡性競爭。
激烈的價格戰導致行業的利潤率大幅下降。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分會數據顯示，2024年，汽車行業利潤率僅為4.3%，明顯低於下游工業企業利潤率6%的平均水平。事實上，汽車行業只是一個縮影。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43萬億元，比上年下降3.3%；營業收入利潤率為5.39%，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
在高歌猛進的時代，企業只要擴大產能就不愁銷路。但當市場進入到規模微增甚至存量博弈的階段，盲目生產帶來的是積壓的產品、待去的庫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存貨6.44萬億元，增長了3.3%。
同時，這樣的狀況又將讓市場份額的爭奪戰變得更加激烈，進一步加劇同質化競爭。景思韌是一家股份制銀行的支行行長。據他觀察，以前政策性銀行、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和農商行各有特色，呈現差異化競爭的態勢，但近年來，各類銀行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為爭搶客户資源，政策性銀行如今直接下場與商業銀行搶業務，但這類銀行基於資金優勢，參與市場競爭會把價格壓低。”景思韌表示，由此開啓了價格戰，最終整個行業“內卷”。
“在存量客户時代，銀行要想做大規模，只能從同行裏‘撬’。” 景思韌説，要麼“撬”人，比如有兩三億元存款的理財經理，是同行“挖牆腳”的重點對象；要麼“撬”客户，但當前市場環境下，符合銀行要求的企業客户不多，能搶一點是一點。然而，無論是“撬”人還是“撬”客户，這種競爭行為都是零和甚至負和博弈，對市場的整體增長與發展沒有任何益處。
另一方面，企業普遍創新能力不足，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和執行制度存在諸多缺失，也導致企業難以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只能重複低價、低質量、低成本的同質化競爭。
以“內卷式”競爭的另一個“重災區”光伏行業為例，自2024年以來，光伏行業的專利訴訟明顯增多。從晶科能源與隆基綠能的“恩怨”，到天合光能與阿特斯的糾紛，光伏企業之間的專利博弈大戰持續升温。業內人士分析稱，國內光伏行業技術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在技術相同的情況下，企業往往會在產能上進行競爭，加劇供需失衡。
“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低成本的技術模仿甚至技術剽竊現象嚴重，那麼企業就會缺乏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表示。通過技術創新、打造品牌等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研發成本與時間積累，但如果企業正當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假冒偽劣、製假售假等行為得不到打擊，那麼企業就傾向於採取短期有效的價格戰來應對市場競爭。
惡性循環：塌縮的邊際效用與錯位的績效考核
理解“內卷式”競爭，不妨追溯“內卷”原本的含義。“內卷”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茨提出，描述了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稻作農業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勞動力持續投入卻無法提升單位產出的現象。以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內卷”是一種投入大產出少、很辛苦又很不經濟的發展模式，往往伴隨着內部的非理性競爭和互相傾軋的組織內耗。
在宏觀經濟增速換擋的背景下，中國社會正經歷着一場考核體系與增長邏輯的深刻錯位。雖然市場規模大舉擴張的趨勢放緩，但考核的指揮棒卻保持着高速增長時期的標準，甚至以“精細化管理”之名層層加碼，名目只增不減，對一些局部工作要求過高，不講客觀規律地“精益求精”，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整體邊際效用塌縮。
考核指標的錯位，一方面表現為考核指標只增加不減少。在南方某街道辦工作的李浩就表示，基層的職責範圍越來越廣，任務繁多。
“有些要求會相互矛盾。”李浩舉例稱，此前該區域計劃對一個項目進行開發，可每次開會，幾個不同部門總是爭執不下，導致項目長期擱淺。“條條框框不斷增加，組織如同得了‘大公司病’，被束縛得越來越死。”李浩説。
指標一味膨脹，不能科學瘦身，這導致人們將過多精力投入到無效的領域。景思韌説，銀行對客户經理或支行的考核是多維度的，指標多達十幾種甚至幾十種，“即便有些項目不賺錢，也要做，因為雖然利潤指標要扣分，但規模指標可加分”。景思韌表示，從銀行的角度，應該是希望做中小企業的業務，央國企類業務做規模，中小企業才能貢獻利潤，“但在當前的考核體系不徹底改變的情況下，中小微企業的業務很難有實質進展”。
另一方面，則體現為考核只重產出不計成本。與不斷膨脹的指標相伴隨的，還有水漲船高的各項指標要求。為了達到考核要求，大家時常在局部“用力過猛”，最終卻帶來整體效益的下降。
以基層治理中的安全生產為例，李浩還舉了個例子，他所在城市的一條主幹道，去年年底連續發生了夜間行人橫穿馬路導致的事故。為了保證“絕對安全”，相關部門要求幾個街道派出人員每天夜裏在馬路值守勸導。“這本來只是一件小概率事件，但各街道都為此花了大力氣。工作人員夜裏去馬路值守了，白天還如何開展其他工作？”李浩説。
“要講科學，在局部過度投入，會使資源無法投放在更需要的、能產生更大價值的地方，影響工作全局。”李浩表示，考核不能只看產出，還應考慮效能的高低——即投入產出比，無論是人力投入還是財政投放，都是成本的重要環節，在考核時都應予以綜合考慮。
考核指揮棒的錯位，讓人們面臨“越投入越低效”的困局。更重要的是，這會讓“內卷式”競爭從局部領域、個別行業，沿着產業鏈向各個環節傳遞，進而傳導至千行百業。
以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由於整車廠在激烈的價格戰中利潤承壓，為了減少成本，往往會通過各種方式與渠道將成本轉嫁給上游供應商。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常務院長劉志彪表示，當前一些下游的鏈主企業強制要求供應商短期迅速降價，實際上是通過壓榨上游企業來提升自身競爭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下游巨頭長期拖欠上游供應商貨款，長達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利用供應商的流動資金支持自身的低成本擴張，這種做法對許多中國供應商企業造成了致命打擊。”劉志彪説。
從事ESG諮詢行業的陳思告訴記者，她服務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新能源行業的上市公司。“其中一個之前一直在合作的客户，最近談新一年的合作時，很坦白地告訴我，公司要求他們必須向供應商壓價至少5%。”陳思説，客户對ESG報告的要求越來越高，導致她所需要投入的時間與精力大幅增加，可加量的工作卻沒有帶來回報的增加。“別的行業也是如此，這讓我們的業績承壓。去年為了降本，公司已經裁員過一輪了。”陳思説。
毛振華表示，在“內卷式”競爭中，企業降價格主要依賴降成本，降成本則源於降薪、裁員、降研發費用。這些方式，從小處説會讓企業的創新能力受限、發展後勁減弱，從大處説會讓社會有效需求萎縮，加劇供需關係失衡，進而導致“內卷式”競爭的擴大化，陷入難以擺脱的惡性循環。
破“卷”進行時：政府、行業與企業需綜合施策
當“內卷式”競爭滲透進社會，在當前的就業市場中，勞動者難以抵抗大環境的壓力，只能被動地被裹挾進“內卷式”競爭的洪流裏。因此，打破過度投入與低效產出之間的怪圈，需政府、行業與企業攜手施策，綜合治理“內卷式”競爭。
當前，許多行業中的“內卷式”競爭，與錯誤的激勵機制與干預行為密不可分。以“內卷式”競爭的重災區砂石行業為例，近年來砂石價格一路下行，已從前幾年的80元/噸跌至如今的不足40元/噸，基本無利可圖，這背後主要的“推手”，正是各地土地財政下滑，一些砂石資源比較集中的地方，過度出讓砂石採礦權來彌補財政不足，造成砂石產能日益過剩。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的專題報告指出，各級各地方政府競相實施的以財政資金補貼為主的招商引資政策和產業培育扶持政策，是導致中國多數行業“內卷式”競爭機制產生的核心原因。具體來看，市場進入方面，各類財政補貼降低了企業的市場進入壁壘，誘使各類資本快速進入到政府鼓勵發展的領域，刺激了新興產業領域的同質化競爭格局的形成；市場退出方面，針對長期經營不善和處於虧損狀態的企業，一些地方為保住短期就業和GDP，依然給予持續性財政資金補貼，干擾了正常的市場出清機制。
招商人員張寧還記得，幾年前招商最卷時，他一個月有20天都在外出差。“幾個城市搶一家企業是常有的狀態，有城市説，土地出讓金返還50%，那我們就返還60%，更高時返還80%，零計價也出現過。税收優惠方面，前三年税收地方留存部分，100%返回給企業，一點都不留。”張寧説。
因此，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必須首先規範政府的行為。羅志恆認為，應改革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從比拼優惠政策搞“政策窪地”向比拼營商環境創“改革高地”轉變。政府作為“有形的手”，在推動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既能有效發揮作用，同時又不抑制市場的創新活力。“在知識產權保護、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支持基礎研究和科研創新以及為民營經濟創造良好營商環境方面，政府發揮着關鍵作用。”羅志恆表示。
事實上，相關轉變已經發生。今年1月7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出台，再次明確，各地區不得突破國家規定的紅線，違規實施財政、税費、價格、土地、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據張寧觀察，隨着獎補政策取消，以及之前招引的項目未達預期，2024年下半年起，其所在區域的招商工作已主動進行了收縮，“談項目時，土地出讓金返回、税收優惠等政策都不提了”。
行業層面，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包括水泥、光伏、電力、快遞等多個行業協會均發出倡議或簽署公約，呼籲強化行業自律，倡導企業抵制低價惡性競爭。羅志恆表示，行業協會能通過制定標準與規則，規範市場行為，同時鼓勵企業開展差異化競爭，開闢新賽道，進入高水平競爭狀態。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多名專家表示，行業龍頭企業更應以身作則，積極響應行業自律要求。
對於企業而言，要擺脱同質化競爭的泥淖，核心的舉措是以科技創新加速形成新的競爭優勢，這既需要政府積極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也需要企業自身端正認識，擺脱對規模擴張的迷戀和對低價競爭的依賴，從科學考核、加強研發、優化服務等方面着手，將更多精力放在長期的技術積累和品牌建設上。
近期，美的集團發佈關於簡化工作方式的通知，明確提出禁止PPT、嚴禁下班開會、減少手工報表，要求全體員工用節約的時間做對用户有價值的事；名創優品要求員工簡化溝通形式，少開會、開短會、開有用的會，嚴禁事事彙報、層層彙報；喜茶明確提出不做“低價內卷”，不玩“數字遊戲”，拒絕無意義的門店規模內卷……新春伊始，已經有多家企業不約而同地在內部打響了“反內卷”的槍聲。
好的變化正在發生，期待更多企業行動起來，通過自我變革破“卷”成蝶，帶動“反內卷”的清風席捲各行各業，形成嶄新的社會氣象。
（文中李波、景思韌、陳思、李浩、張寧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