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80年同盟根基，30年齟齬不斷，跨大西洋關係到“臨界點”了嗎？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邢曉婧 李艾鑫 徐嘉彤】編者的話：“美國和歐洲正處於十字路口，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英國《衞報》近日刊文稱，在兩週前的慕安會上，萬斯“刀刃向內”的演講讓歐洲人既震驚又憤怒，美國正在試圖改變跨大西洋關係。跨大西洋聯盟走過80年的發展，美歐雙方自冷戰結束後便時常對國際危機處理有不同意見。當下，從安全領域的北約防務責任分擔到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的巨大分歧，從經濟領域的貿易摩擦再到價值觀層面的相互指責，跨大西洋關係似乎真如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森所説的“正在土崩瓦解”。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近日也發出“跨大西洋關係是否已經到達臨界點”的擔憂聲音。有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美歐共同價值觀裂痕的擴大並非一日之寒，歐盟“自覺”過程也始終伴隨着自身硬實力的限制和美國的質疑。

在慕安會感受跨大西洋聯盟“分屏時刻”

《環球時報》記者抵達德國慕尼黑時，天空飄起細雨，後面幾天接連下雪，最低氣温零下4度，身穿長款厚羽絨服也凍得直打寒顫。而就在這樣的天氣裏，德國人的家裏可能比室外更寒冷。慕尼黑一家酒店的前台邁克爾告訴記者，自從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德國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制裁，大幅抬高了德國的能源費用，尤其普通家庭的天然氣供暖成本達到以前的好幾倍，這導致他回家寧願鑽進被窩取暖，也不敢開暖氣。邁克爾抱怨説：“德國人的過冬困境，美國負有很大責任。”從和當地人的閒聊中，記者已經能夠管窺“美歐裂痕”的一角。

“通常，人們提到安全時，首先想到的是外部威脅。然而，除了外部安全，歐洲還需要更加積極地承擔自身的防務責任，在未來幾年里加大投入，真正保障本土安全。”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安會上故意“敲打”歐洲國家：“我最擔心的並非俄羅斯或中國這樣的外部力量，而是來自內部的威脅——歐洲自身正在遠離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正是美國與歐洲共享的基礎。”

與會的中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透露：“萬斯對歐洲不留情面的指責引起台下的一片沉默和錯愕，他對俄烏衝突等備受關注的議題避而不談，反而把歐洲人引以為傲的‘自由表達’批了一頓，這種態度讓歐洲人難以接受。”

“慕安會上最大的‘爆點’是萬斯的演講，他花了一半的時間談論歐洲的民主和言論自由，還批評了德國政府和德國的治理方式。你甚至能從聽眾的表情上看出來，他們很不高興。”德國聯邦議員彼得·拜斯特隆在慕尼黑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説道。在演講結束後，萬斯還與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領導人魏德爾會晤，被視為“支持歐盟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尤其當時正值德國大選前10天，引發德國人強烈不滿。

除此以外，在經貿方面，美國新政府上台僅一個多月，就出台了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其盟友也毫不留情。美國政府日前宣佈對所有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徵收25%的關税，歐盟的鋼鐵和鋁也不例外。美國總統特朗普稱：“歐盟長期享受不公平貿易優勢，現在是時候讓他們付出代價了。”此後，美國政府又宣佈對已對美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税的國家徵收“對等關税”，德國汽車、法國葡萄酒及意大利奢侈品受影響最大。歐盟隨即宣佈反制措施，擬對美國汽車、農產品加徵報復性關税。

“破裂的西方聯盟正在面臨‘分屏時刻’。”美國“政治新聞網”日前發表評論文章這樣形容美歐之間的裂痕。德國今日新聞網站報道稱，萬斯指責歐洲人對民主的理解不足，是“對歐洲前所未有的清算”。香港《南華早報》評論稱，跨大西洋聯盟在慕安會上出現了深深的裂痕，令世界為之震動。

從伊拉克戰爭的“反美浪潮”到如今的“四道裂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萌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跨大西洋聯盟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的10年間（1945年至1955年），即美歐在經濟和軍事兩個層面塑造的戰略聯盟。在經濟上，美國自1947年起通過“馬歇爾計劃”為西歐提供經濟援助進行戰後重建，該計劃持續了4年之久，至今歐洲對此仍心存感激。軍事上，英、法、美、蘇四國接管戰後德國，東西德分裂。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於1949年成立，這是跨大西洋聯盟的核心機構，也是“馬歇爾計劃”在安全領域的戰略延伸。

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的30多年裏，美歐雙方在處理國際危機時齟齬不斷：本世紀初伊拉克戰爭時期，德、法等“老歐洲”國家曾掀起“反美浪潮”；2013年，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怒斥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其手機；2021年，美國未與盟友充分協調便從阿富汗倉皇撤軍；特朗普兩屆任期內，美國“退羣”國際組織、對歐洲加徵關税、被認為“支持歐洲右翼民粹政治力量”……不過，美歐建制派政府仍致力於維持跨大西洋聯盟各級交流，比如奧巴馬政府以及拜登政府時期就強調自由國際秩序與跨大西洋價值觀聯盟。這樣的權力交替和政策變化使得跨大西洋關係一直處於裂痕擴大和修復重啓的反覆拉扯之中。

黃萌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美歐當下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四個問題上：一是聯盟安全上，歐盟擔心被持續“邊緣化”；二是貿易問題上，美歐隨時有爆發貿易衝突的可能性；三是全球治理問題上，特朗普政府被視為“交易式孤立主義”的政策與歐盟強調的國際多邊合作背道而馳；四是在西方價值觀上，美國方面公開表達對歐盟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支持，衝擊歐盟凝聚力。

“我很清楚，這樣的危機往往最終會消退，跨大西洋關係也一般會趨向歷史常態。但這一次有所不同。”長期研究跨大西洋聯盟的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美國治國方略計劃主任克里斯托弗·齊維斯表示，跨大西洋關係源於美國崛起成為超級大國的時刻，而這種關係將在根本上發生變化。隨之而來的是，起源於歐洲並在跨大西洋關係中維持了數十年的“現代民主”正處於變革之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黃萌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次美歐之間的矛盾與之前相比的確有所不同。如今，俄烏衝突已持續3年，歐洲安全秩序從冷戰後有俄羅斯參與的“合作型秩序”變為孤立與排斥俄羅斯的“對抗型秩序”。歐洲人早就意識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歐關係將歷經波折，不少歐洲學者也對美國會向歐盟提出更高聯盟防務要價有所預期，但他們一直認為美國不會停止對烏援助，也不會跳過歐盟和烏克蘭直接進行美俄雙邊對話。因此，此次的美歐分歧不僅涉及烏克蘭未來領土問題、歐洲安全秩序走向，也關係到歐盟在國際秩序中作為關鍵一極的作用是否仍被美國承認，極大程度上挑戰了歐盟內部凝聚力與西方民主認同。

共同價值觀不再是美歐關係的黏合劑

據瞭解，跨大西洋聯盟的共同價值觀內涵在於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方面的相似認同。跨大西洋價值觀共同體是二戰後美歐在國際事務中展現團結的金字招牌，美國在建立為上述價值觀背書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也發揮了主導作用。

美歐共同價值觀裂痕的擴大也並非一日之寒。黃萌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冷戰後，歐盟期待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夥伴，於是推進歐洲一體化、呼籲加強歐盟戰略自主，成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改變冷戰時“美主歐從”模式。然而，歐盟“自覺”過程始終伴隨着自身硬實力的限制和美國的質疑。

本世紀初，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與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呼籲歐洲人“振興歐洲”。他們認為，美歐在價值觀上表現出較大差異——歐洲具有深厚的哲學文化傳統，美國則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更注重個人價值，這也導致美歐雙方在外交規範與安全觀上不盡相同。歐盟價值觀更具有多元性與辯證性，在強調民主、自由與人權等西方價值觀的基礎上，比美國更注重國際法與國際規則、注重多邊主義以及社會與經濟均衡發展。而到了特朗普的兩屆任期，美歐共同價值觀已漸漸不再是美歐關係的黏合劑，特朗普並不看好歐盟作為國際規範性力量的作用，更傾向於注重“硬實力”。

近期的民調數據也佐證了這一趨勢。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發佈的一份民調報告，在評價“經濟貿易紐帶”“安全防衞紐帶”“共同民主價值觀”三個指標對於跨大西洋關係的重要性時，認為最後一項“非常重要”的美國受訪者比例為37%，是三個指標中數值最低的。不過，黃萌萌強調，美歐在經濟、技術、文化交流與社會領域有着多層級的嵌入式利益交織，這使得跨大西洋聯盟仍具有韌性。

西媒：歐洲應將自己視為“歐亞行為體”

“過去一週被形容為自冷戰結束後歐洲所面臨的‘至暗時刻’”。英國《經濟學人》報道稱，北約作為跨大西洋聯盟的基石，未來走向也因美歐之間的分歧變得撲朔迷離。歐洲必須正視這一現實，重新審視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和戰略自主性。

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2月22日刊文稱，面對美國更多表現為“威脅者”而非盟友的新形勢，歐洲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立場，不僅僅是對中國，而且是關於對整個歐亞大陸作為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概念的理解。報道稱，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國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歐盟必須適應這一變化，將自己視為“歐亞行為體”，並決定如何參與新的全球秩序的構建。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作為“慕尼黑青年領袖”全程參與了今年的慕安會，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切感受到了美歐政策之間日益擴大的温差。*孫成昊舉例説，他參加了一場關於“供應鏈安全和經濟安全”的討論，有不少歐洲知名企業的CEO代表參會。以往歐盟提出的所謂“去風險”主要針對中國，但在這場會議中，與會嘉賓開始討論美國是否應該成為歐洲企業“去風險”的一部分。此外，會上的歐洲嘉賓還普遍表達了一種觀點，即現在看來中國市場比較穩定，未來將考慮進一步轉向中國。“這是我今年看到的比較大的變化。”*孫成昊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類似這樣的討論我以往沒有聽到過。當然，現場也有人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美國是風險但也不代表就要全面轉向中國’，但也同意‘可以把中國作為一個選項’。”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約瑟夫·格雷戈裏·馬奧尼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説：“西方國家有些人對中國有着相當清晰的認識，但他們仍然迎合華盛頓的想法，因為他們更害怕美國。然而，至少有一種潛意識正在浮現，即中國並非許多人所假裝認為的那樣是敵人。中國既不反對民主，也不尋求霸權。中國的商業技術也沒有構成經濟或安全威脅。當其他國家尋求促進發展與和平共處的建設性方案時，中國能夠為他們提供切實可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