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松、俞馨航：文化革新，讓彩禮迴歸“禮”的本質

傳統制度、社會轉型與人口政策的碰撞，讓我國的彩禮問題呈現出獨特的複雜性。“高額彩禮”背後，是傳統婚俗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異化：彩禮從象徵性禮儀演變為明碼標價的婚姻交易，從情感聯結異化為物質博弈。

從2019年將天價彩禮列入“不良社會風氣”整治範疇，到2022年將其納入農村移風易俗“專項治理”工作，再到今年進一步升級為“綜合治理”，中央政策持續發力的背後，是這種婚俗正成為“民生之痛”的現實問題，而治理思路從“問題導向”向“體系建構”的階梯式演變，也是對鄉村振興戰略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共進的深層考量。

高額彩禮是多重因素交織的深層困局。首先，我國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適婚人口性別比達111.3 （以女性為100），近3500萬的適婚男女數量差讓農村男性陷入“競價式擇偶”。其次，城鎮化進程導致農村未婚適婚女性鋭減，形成“婚姻市場”的單方面優勢。再次，由於農村養老體系尚不完善，部分家庭將彩禮視作“養老保險”。筆者在西北地區調研發現，46.2%的受訪者認為“收彩禮是為女兒爭取保障”，暴露出社會保障與移風易俗的系統性關聯。最後，鄉村社會的倫理根基受到侵蝕，文化基因出現異化。傳統“六禮”文化中的“納徵”本為締結婚約的信用憑證，卻在消費主義衝擊下異化為攀比工具。

高額彩禮是可能侵蝕鄉村社會根基的巨大隱患。首先，這一困局直接導致彩禮數額持續攀升，引發家庭債務與社會風險的“多米諾”效應。西北某貧困縣調查顯示，一半以上的婚齡家庭需借貸付彩禮，平均負債週期達7年；江西某地的調查顯示，至少1/6的家庭“因婚返貧”，給婚姻關係埋下隱患。高額彩禮正突破個體經濟承受閾值，逐漸形成系統性風險。其次，更深層的危機在於社會矛盾的加速轉化。河南某縣法院數據顯示，近3年因彩禮糾紛引發的民事案件數量年均增長27.6%。最後，高額彩禮正扭曲年輕羣體婚戀觀。某婚戀平台數據顯示，72.4%的年輕人認為“彩禮數額影響婚戀選擇”。當婚姻淪為“期貨交易”，情感價值被物化、標價，會嚴重侵蝕鄉村社會的倫理根基，透支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其他國家的類似經驗或可提供一定借鑑。日本保留“結納金”傳統，但限定為月薪的1至3倍；新加坡設立“婚姻預備課程”強化責任意識，完成者可獲得津貼；法國通過税收優惠鼓勵簡約婚禮；等等。健康的婚俗不僅要立足文化傳統，也應順應時代需求。正如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傳達的，婚姻不是簡單的生物結合，而是文化制度的載體。高額彩禮的蔓延正在消解婚姻的情感本質，實質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銜接失序的縮影。要構建綜合治理高額彩禮的多元共治格局，文化革新是重中之重，進一步倡導風清氣正的愛情文化、婚俗文化、家庭文化和社會文化。

一方面要通過司法解釋等剛性規定劃清邊界。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涉彩禮糾紛司法解釋明確了彩禮返還規則和裁判標準，實現法律剛性與倫理柔性的平衡。在實踐層面，甘肅定西“彩禮限高5萬”的村規民約使當地彩禮均價下降10.9%；河南蘭考創設“紅白理事會”，通過鄉賢評議、道德約束實現彩禮均值下降41%；浙江寧波則打造了“宋韻婚典”文化IP，以傳統禮儀重構婚俗內涵。可見，社會可通過激活傳統文化中的“禮之本義”，構建符合時代特徵的婚俗新範式。

另一方面，要實現有效的文化治理，尺度把握至關重要。需警惕“一刀切”風險，注意區分“習俗”與“陋習”，懲戒措施應重引導而非懲罰。此外，應充分重視代際傳遞在文化革新中發揮的作用，如河北“丈母孃課堂”瞄準關鍵羣體，以認知重塑破解代際觀念壁壘。實踐證明，移風易俗不能靠疾風驟雨式的運動治理，應尋找漸進式治理平衡點。 

破解高額彩禮困局，本質是場重塑鄉村價值座標系的深刻變革。正如《禮記》所言：“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當彩禮迴歸“禮”的本質，當婚姻重拾“盟約”的本真，我們方能更好地構建“琴瑟和鳴”的家庭文化、“尚儉崇德”的社會文化。這需要法治的剛性、治理的智慧、文化的柔力共同滋養，讓婚姻真正成為美好生活的起點。（作者分別是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與人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