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新德里走“多向結盟”外交得失自知

*編者按：*在國際局勢加速演變以及美國政府更替帶來巨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國際輿論有關印度“多向結盟”外交既有得失以及未來挑戰的討論增多。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王世達：*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執行所長、研究員

*劉宗義：*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藍建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

從“不結盟”到“多向結盟”，底色未變

王世達

提起印度“不結盟”外交，很多人會想起其在1947年獨立後尤其是冷戰期間採取的對外政策。2014年印人黨執政以來，印度對外政策表述發生巨大變化，“不結盟”鮮少再被提及，“多向結盟”則成為高頻使用詞彙。與“不結盟”不同，“多向結盟”給人的感覺是“選邊站隊”“與別國結盟”。而在筆者看來，印度外交政策表述雖有這番變化，內在遵循卻無實質改變。

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嚴重對立，並在全球層面組建針對彼此的盟友體系。面對那種格局，印度整體上採取了“不結盟”政策，但這並不意味着保持“中立”或“不偏不倚”。相比之下，當時印度與蘇聯關係明顯更加密切。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印蘇不斷走近，開啓將近半個世紀的友好時代。在此期間，蘇聯為印度提供大量軍備支持和經濟援助。兩國還於1971年簽署《印蘇友好合作條約》，這是印度獨立以來簽署的唯一一份類似軍事同盟的條約。同時，印度在一些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支持蘇聯。1979年蘇聯發動阿富汗戰爭，印度拒絕予以公開譴責，與美國公開唱反調。

當然，印度現在搞“多向結盟”，也不是與其他國家結成正式盟友。冷戰結束以來，印度外交政策出現大幅調整，在延續與俄羅斯關係的同時，逐步密切與美國的合作，美印關係權重持續提升。2014年印人黨執政以來，印度當局不再提及“不結盟”一詞，而用“多向結盟”或“基於議題的結盟”取而代之。根據印度外交秘書唐勇勝擔任駐華大使期間所作的解釋，所謂“多向結盟”，就是印度將在不同議題上依據自身國家利益作出結盟或不結盟的決定；印度外交需要處理多對大國關係，比如美印、俄印、中印等，印度不會因為其中某一對大國關係影響其他雙邊大國關係。

可見，無論過去的“不結盟”還是現在“多向結盟”，表述雖有差別，出發點卻一致，印度對外政策的準繩就是自身利益。在上世紀美蘇冷戰剛開始時，印度領導層和知識精英認為蘇聯並非英國、法國等老牌殖民國家，剛剛從英國殖民當局那裏獲得獨立的印度無需擔憂“源自蘇聯的殖民威脅”。與此同時，作為新型的非西方超級大國，蘇聯可以在實現快速工業化、推動經濟平衡發展以及同步減少不平衡和貧困等方面為印度提供可資借鑑的經驗和模式。這些考量導致彼時的印度採取了優先與蘇聯發展關係的政策。另外，印度當局認識到，以當時印度的國力和國際地位，無論加入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還是蘇聯東歐集團，都只能扮演二流角色。拒絕明確加入其中任何一方，或能鞏固和擴大印度在廣大新獨立亞非拉國家中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印度還能同時從冷戰期間尖鋭對立的兩大集團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那個時期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冷戰期間印度從美國和蘇聯兩國都獲得了相當規模的經濟技術援助和軍事裝備支持。

用詞變化的表象，遮擋不住印度外交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底色。現在，印人黨政府主打“多向結盟”，一定程度上還源於國內政治因素。對於今日執政的印人黨而言，否定國大黨領袖尼赫魯提出的“不結盟”政策，就是否定國大黨的外交成就乃至執政歷史。不過，當下這種“多邊結盟”操作是否真正符合自身利益，印度政府恐怕還需認真思量一下。比如，在當前世界格局複雜演變下，印度試圖在美俄之間保持遊離或平衡，在中美之間以“機會主義”行事，但它是否真能“擺平”這些關係而不身受其累，或者説這樣做是否會導致印度犧牲戰略自主而實際自我受損，恐怕都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對美外交的不安與自醒

劉宗義

在印度當前所謂的“多向結盟”外交中，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一直佔據重要位置。美國今年實現政黨輪替和政府更迭，給世界帶來巨大不確定性。雖然印度外長蘇傑生嘴上聲稱印度不會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為此感到緊張，但實際情況表明，新德里也對美國新政府的對印政策前景惴惴不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德里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前後急切尋求密切與華盛頓的接觸，前有外長蘇傑生在去年12月底前往華盛頓和今年1月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期間加緊斡旋，接着就是總理莫迪帶着“大禮包”訪美，其間承諾推動印美雙邊貿易額5年內翻倍，進口更多美國石油和天然氣以縮小兩國貿易逆差，購買更多美式武器裝備等等。印方這樣做的主要目的，被認為是儘快消除對美外交的不確定性，繼續獲得華盛頓的“重視”，尤其是力爭美國延續對於“印太戰略”的關注並確保印度在其中的關鍵地位。

一些分析認為，拜登政府稱得上是近幾十年來最“親印”的美國政府之一，印美關係在此期間不斷深化，經貿、科技以及國防、安全等相關領域合作加強，印度甚至因此獲得了美國“非條約盟伴”的地位。但實際上呢？印度對美外交可謂得失自知。近些年來，印度政界和戰略界一些人沉湎於“機會主義”，試圖利用美國對華遏制打壓的“機會”從中漁利。在對美方誘拉表現出一定程度迎合的基礎上，印度原本期待在成為地區乃至全球性大國、取代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武器裝備生產本土化等一些方面得到美方更多支持，希望美國尊重印度國內政策和對外戰略自主。

但令印度失望的是，美方算盤扒拉得更加精明，非但沒在這些方面提供新德里所期待的那種支持，反而不斷試圖把印度當成對華遏壓的工具。印度在拜登政府期間都沒能夠“如願”，到了“特朗普2.0”時期，印美關係走向可能就更非新德里所能把控的了。試圖利用中美戰略競爭之“機”拉住美國，同時謀求產供鏈等領域的對華“替代”，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和技術流向印度，幫助印度實現經濟發展和大國崛起等目標，印度眼見着這些戰略設想變得更難實現了。

可以預見，印美關係接下來還會經歷更多曲折。比如，在關税問題上，美國新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印度不會倖免於美方計劃中的“對等關税”政策。又如，在移民問題上，印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對華盛頓予以配合還未可知。畢竟，印度是美國移民的主要來源國之一，其中既有大量持有工作簽證在美從事高新科技工作的移民，也有其他非法居住美國的移民。再如，在新德里頗為重視的“大國地位”方面，美國新政府又是什麼態度呢？國際輿論對於“特朗普2.0”時代美國的對外戰略構想已有諸多分析和猜測，但這些“構想”中似乎並沒有給印度留出位置，表明在華盛頓的戰略認知中，印度依然停留在“華盛頓戰略工具”的定位中。

在對美外交中遭到“矮化”，對美亦步亦趨導致自己得不償失，對華盛頓迎合越多自己“割肉”越多，類似這樣的現實不斷增多，使得印度國內對於“多向結盟”原則下的外交政策反思增多。其間，隨着對華心態失衡和政策跑偏對於印度經貿和整體外部環境的負面影響愈發明顯，印度方面對華政策調整也在增多。進入2025年以來，印方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係穩定健康發展的步伐有所加快。只有真正堅持外交層面的獨立自主，真正本着自身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制定外交政策，才能在世界格局動盪和不確定性加劇之際真正做到“不緊張”。現在，新德里應該更有這樣的清醒了。

想成“全球性大國”，關鍵在哪

藍建學

20世紀40年代印度獨立前夕，開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寫道：“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2014年印度人民黨政府執政後，印度外交政策以及相關表述發生重大調整，但追求大國地位的目標一以貫之。

近些年來，印度外交逐漸基於所謂五重戰略定位行事。一是自稱“領導型大國”，強調在新一輪國際秩序重塑中追求“全球領導性力量”。二是自封“全球南方領頭羊”，主張在全球南方的廣闊舞台上施展拳腳。三是自詡全球南方與全球西方的橋樑。為此，印度外長蘇傑生專門造了一個詞，試圖將印度描繪成一個“兼具西方國家、南方國家特性的‘西南方大國’（Southwest Power）”。四是自視南亞次大陸霸主和“印度洋淨安全提供者”。五是自塑“全球精神導師”形象，突出外交的“印度教特性”。

總體觀之，印度外交這些定位和實踐尚未達到預想效果。比如，對其至關重要的周邊外交就難言成功。印度與中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緬甸等眾鄰的關係可以説是齟齬不斷，導致該地區安全困境一直存在，信任赤字嚴重。雖然也有“靈光一現”時刻，但印度周邊外交運行總體不算順暢。1996年，瓦傑帕伊政府外長古傑拉爾推行“面向鄰國多予少取”的“古傑拉爾主義”，但很快無疾而終。2014年，“莫迪政府1.0”時期提出“鄰國第一”政策，但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期間對尼“非正式封鎖禁運”使印度“鄰國第一”政策破產。“莫迪政府3.0”時代以來，印度周邊外交繼續以“管控衝突+有限合作”為主線，南亞區域整合程度仍遠低於東南亞和歐洲地區。作為對比，東盟區內貿易佔東盟國家外貿總額比重約為24%，歐盟內部這一數據約為60%，而南亞區內貿易在地區國家外貿總額中的佔比僅為5%左右。

大致分析來看，印度周邊外交效果不佳根源有三。一是印度政界和戰略界精英內心深處並不真正重視“與鄰為伍”，或者説是“志不在周邊”。印度學者普遍反感世人從印巴衝突、南亞與不結盟運動等視角看待印度，轉而越來越多地強調印度是“能同時有效地與全球所有強國打交道的主要權力中心”。二是印度外交戰略長期尊奉“考底利耶主義”（考底利耶：古印度政治家和哲學家，因擅長權謀而被稱為“印度的馬基雅維利”），認為“鄰國是天然敵人，鄰國的鄰國才是潛在盟友”，推行“印度優先”和“現實主義政治”，採取“遠交近攻”方針。三是印度習慣於控制國力較弱的中小鄰國，這種思維慣性一時難以祛除。

近些年來，印度國內不時出現圍繞外交政策的辯論，不少印度有識之士已認識到，印度追求“全球領導型大國”地位的最大障礙之一在於自身經濟社會發展依然不夠充分，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則是周邊外交關係。截至目前，印度仍有約2.3億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每天2.15美元）以下，佔全球貧困人口的近1/3。2024年，印度在125個參評“全球飢餓指數”的國家中排名‌第110位，超過40%的人口面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多維度匱乏。顯然，如果不能更快更好地推動國家各方面平衡發展，印度成為“全球領導型大國”之路就會面臨更多阻礙，這個追求從設想變成現實的時間就會拖得更長。 

由於地緣政治等一些因素干擾，印度“大國夢”中一直籠罩着某種“中國情結”。新德里一方面認為中國是印度追求大國地位的參照，另一方面又將中國視為印度大國地位的“競爭者”，甚至是“能夠阻礙印度崛起進程的關鍵外因”。也正因此，中印關係在印度“大國夢”的受挫或重燃、新德里對華或友好或疏離的態度交替中時起時伏。但事實上，對印度而言，中國不是阻礙，而是與印度共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利因素。中印關係本質是兩個14億多人口的相鄰發展中大國如何相處的問題。發展是中印兩國當前最大的“公約數”。兩國應該正確把握歷史潮流和兩國關係發展方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