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新三駕馬車”能帶動歐洲戰略獨立嗎？

編者按：美烏談判破裂、兩國領導人爆發爭吵後，歐洲各國紛紛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隨着美國對歐政策轉向，英法德會不會重新成為領導歐洲戰略獨立的“新三駕馬車”？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嘉賓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丁純：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王朔：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高健：上海區域國別研究院學術秘書長

“有限自主”或成唯一可行路徑

丁純

美國政府對待跨大西洋盟友態度的180度大轉彎，讓英法等國領導人齊聚倫敦，召開非正式緊急峯會商討對策。會上英國首相斯塔默表示，作為歐洲主要大國，英國日益認識到與歐盟加強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並提出了組建“志願者聯盟”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結束俄烏衝突的構想。

建立獨立自主的防務和安全架構，是歐洲人嚮往已久且漸趨清晰的夢想。冷戰背景下，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考量，歐洲將安全和防務外包給了美國和北約，享受了大量“國防紅利”。冷戰結束後，從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直至近期的“援烏抗俄”，歐洲在軍事行動中仍然高度倚仗北約。但建立獨立自主的安全防務體系、避免仰人鼻息的設想，一直受到歐洲主流精英羣體的擁護。

近年來，面對美國重返印太的戰略轉向以及催逼歐洲提高軍費、自擔防務責任的連續敲打，歐洲人終於把“防務戰略自主”的呼聲喊出了口，開始推動歐盟防務“永久結構性合作機制”（PESCO）的打造，還考慮落實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中所設想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俄烏衝突也倒逼歐洲在實操層面提升了軍事合作水平，使得推動歐洲防務自主的長久願望終於有了充足的理由和落地的土壤，增強了歐洲實現防務自主的自信。儘管“北約腦死亡”“狼來了”的話題時常被談起，但當面對外部壓力時，歐洲仍難免對北約防務框架心生依賴。

然而，經歷近段時間的折騰，歐洲主流國家以及歐盟真切意識到，能夠依賴美國的時代或許真的結束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從歐洲“決然抽身”，美國主導的俄烏停戰談判中歐洲不為“刀俎”即成“魚肉”的緊迫感，逼得英、法、德三大國不得不承擔起領導責任：先是拿出代表和符合歐洲利益與訴求的俄烏衝突停火方案“歐洲版”，解燃眉之急，後要推出一個獲得歐洲主流國家和烏克蘭認同的有保障、可持續、能持久的和平方案。而要做到這些，無疑必須建立起一個歐洲獨立自主打造和運營，且有俄羅斯參與的歐洲安全框架新構想。

所謂“三個和尚沒水吃”，推出歐版停火方案，可能不僅不會讓傳統框架下的歐洲國家更團結，反而將挑起各自領銜打造獨立防務體系、暗中較勁爭奪領導權的“內鬥”。脱歐後始終為國際舞台缺失而煩惱的英國，倡導“志願者聯盟”就夾帶着擔任領導者的私心；歐洲“戰略自主”首倡者法國，近期重提“歐洲軍”計劃，並表示準備將核武器部署到德國，試圖成為歐洲新的“核保護傘”；歐洲第一製造業大國、深具軍事工業潛力的德國曾因戰敗而擴軍備戰受限，如今也樂見外界呼籲其重整軍備。三大國的出發點不同，但殊途同歸，都有意藉助“特朗普衝擊”，爭取在歐洲防務中的領導地位。

因此，儘管歐洲正在覺醒，但這種“跨大西洋共識解體”催生的防務覺醒仍具有脆弱性。當歐洲試圖超越北約框架構建安全架構時，必然面臨三重矛盾：在地緣政治層面，歐洲既想擺脱美國控制又無法割捨對美安全依賴；在軍事經濟層面，歐洲軍工企業雖在導彈防禦、無人機作戰等領域取得突破，但其國防產業鏈仍深度嵌入美國體系；在意識形態層面，法德倡導的“多極化世界”與東歐國家堅持的“大西洋主義”存在根本衝突，雙方觀念存在明顯温差。因此，“有限自主”或成歐洲防務唯一可行路徑。歐盟或選擇在特定軍事功能上減少對美依賴，例如建立獨立的情報分析中心、發展本土化的網絡戰部隊，但關鍵領域仍需與美國合作，形成“選擇性雙軌”。同時，歐盟也可能通過“北約+”模式重塑安全架構——表面上維持北約框架合法性，實則通過歐盟防務機構逐步接管部分職能，達成新一輪平衡。

試圖抱團取暖，又各懷心思

王朔

美國對歐政策的轉向讓歐洲國家普遍備感焦慮的同時，也形成了一點共識，即必須通過在安全、關税等各個領域抱團取暖展現“實力”，才有可能換得美國某種“平視”。作為歐洲國家中的領頭羊，英法德三國在戰略自主問題上的合作意願正在增強。其近期採取的一系列舉措不僅是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也是試圖通過強化合作展現歐洲團結。

應該説，英法德尋求合作是有歷史淵源和現實需求的。二戰後，法德兩國通過 “煤鋼共同體”開啓和解，從那時起就擔任着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引擎。英國於1973 年正式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雖然在農業政策、歐元區等問題上與法德時有摩擦，但也顯著加深了經貿聯繫，在汽車、機械、化工等多個領域形成產業鏈分工與合作，包括能源領域的北海油氣開發、航空領域通過空客項目形成技術聯盟等。

如今，法德既要應對歐盟內部持續抬頭的 “疑歐”呼聲，又要承受美國在關税、軍費等領域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拉攏面臨同樣外部壓力的英國共同承擔。無論是安全合作還是應對氣候變化、數字主權、供應鏈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英法德形成合作緊密的“新三駕馬車”，將是維護三方共同利益、爭取更大戰略自主空間的有效手段。

然而，這個“新三駕馬車”本身也有着諸多先天不足。英法德三國雖然都展現了強化合作的意願，但實際在具體執行中又有着各自的想法和盤算。首先是法國。在英國退出後，法國可以説是歐盟唯一的軍事大國，不僅海陸空天兵種齊整，還擁有全產業鏈的國防工業體系。同時，法國也一直有強烈的大國雄心。現任總統馬克龍號稱“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繼承者，積極在歐洲尋求擔任領導角色的機會。所以，跨大西洋關係當前的變化雖然同樣讓法國感到緊張，但同時也給了其展現自身影響力、引領歐洲的時機，從而續推因烏克蘭危機受阻的歐洲戰略自主進程。

其次是德國。德國正處在時代轉折的十字路口：經濟模式上，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正面臨着製造業產品單一、能源依賴度高、能源轉型成本高、數字化滯後、技能型勞動力短缺等多方面挑戰；聯邦制的政治框架雖然總體穩定，但極右翼政治勢力崛起凸顯出內部政策分歧正在加劇；高福利與重視社會公平的社會體系，讓上世紀90年代“德國病”的後遺症仍在延續。2023年德國社會福利支出（含醫療、養老、失業等）佔GDP的比重達30.3%，是其財政支出的最大單項。此外還有移民、供應鏈等等，都是擺在德國面前的現實難題。德國本是歐盟中最為親美的國家之一，但如今，即便是作為“跨大西洋主義者”的未來總理默茨都不得不艱難地尋求平衡，即一邊抨擊特朗普的單邊主義、支持歐洲自主，一邊要和美國商談新的貿易協定。更何況，德國對軍備問題有很重的歷史包袱，儘管可以在多邊形式下得到淡化，但想徹底扭轉德國社會的觀念還是有很大的阻力。

最後是英國。英國一直是“三駕馬車”中立場最為靈活的一員。離開了歐盟這個單一市場，雖然英國拿出了“全球英國”的戰略，但相比過去作為美國與歐盟對話的“中間人”，其地位和影響力顯著降低。因此，工黨政府既尋求改善對歐關係，又試圖重啓英美特殊關係，正是為了拓展外交空間。如今烏克蘭危機的亂局是英國難得的破局機會，因此一方面積極響應派兵，另一方面又努力嘗試在美烏間“説和”，還表態大力支持烏克蘭，很難説是否也有覬覦烏克蘭的資源及戰後重建利益的原因。

因此，英法德三國面對烏克蘭危機的變局與外部衝擊，試圖抱團取暖、以實力求地位，是歐洲追求戰略自主的一種體現。但問題在於，只要歐洲各國依舊各懷心思、歐美關係中“美主歐從”的邏輯不發生根本性改變，就很難合力突破對美國的結構性依賴，如此一來，歐洲“新三駕馬車”最終只怕無法掌握自己的“繮繩”。

嘴上喊“自主”，行動仍依賴

高健

歐洲倡導的“戰略自主”並非新口號，但多重限制因素讓它只能停留在口頭上。一方面，歐洲“戰略自主”的核心——法德兩國在對自主權的定位上就存在分歧。法國將戰略自主視為重塑歐洲全球地位的核心路徑，而德國更傾向於將其定義為“補充性能力建設”，在戰略層面意見相左也必然讓實際合作受限。另一方面，歐洲的安全機制過於依賴美國軍事存在。2023年北約31個成員國的國防開支總額達1.1萬億美元，其中歐洲成員國的國防開支僅佔總額的約28%，多數成員國仍將安全責任默認歸屬北約體系。這種“口號自主”與“行動依賴”的悖論，不僅在於歐洲政治精英尚未形成有效的戰略共識，也在於對美安全依賴機制和經濟窘境的結構性依賴，讓歐洲的“戰略自主”難以真正落地。

歐洲的跨大西洋結構性依賴已滲透至四大維度。安全架構上，美國在歐洲部署的核武器與反導系統構成絕對威懾力量。即便在馬克龍宣稱“北約腦死亡”後，東歐國家仍集體要求強化美國駐軍。在科技體系中，80%的歐洲雲服務依賴亞馬遜、微軟等美國企業，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牢牢掌控着歐洲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在國際金融領域，歐元也早已失去挑戰美元地位的可能性，在歐洲對外貿易結算中，美元結算佔比超70%。而在能源上，俄烏衝突進一步強化了歐洲對美國的能源依賴，對歐液化天然氣出口成為地緣經濟槓桿。此外，美國能源價格優勢還吸引不少歐洲企業將生產線遷往美國，進一步掏空了歐洲的製造業。

歸根結底，歐洲的對美依賴是一種制度性綁定。即便“戰略自主”的呼聲高漲，替換美國的成本也遠超歐洲能獨立承受的範圍。

不難發現，歐洲在俄烏衝突中的角色同樣被結構性依賴所束縛。在對烏軍援中，美國佔據主導地位，歐洲國家雖提供部分支持，但關鍵武器系統和技術標準仍由美國掌控。因此，儘管歐洲領導人在美烏談判破裂後給予支持，但也敦促烏克蘭領導人必須努力與華盛頓“搞好關係”。在此情形下，英法計劃與烏克蘭共同制定一項和平協議，並把它提交給美方的奇特一幕也就顯得更加合理了。

目前看來，美國單方面斡旋俄烏衝突的趨勢日益明顯，歐洲主導談判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歐洲在俄烏問題上的戰略被動地位，是跨大西洋權力結構的必然結果。美國通過安全綁定、能源控制和利益分配，已經將歐洲納入其戰略軌道，而歐洲內部的分裂與資源匱乏使其難以擺脱這一依附關係。組建“歐洲軍”、推動軍售協議等舉措更多是象徵性抵抗，無法改變歐洲必須依靠美國的核心現實。今年2月美俄在沙特利雅得啓動談判，美國政府特使凱洛格曾直言“歐洲不會上談判桌”，並稱烏克蘭問題的核心是美俄博弈。這句極為刺耳的政治表態基本道出了歐洲在俄烏衝突中的現實角色，只會是美國歐洲戰略的棋子、配角甚至是犧牲品。 

總而言之，美國是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角，具有操縱與分化歐洲國家的系統性能力。這種能力植根於歷史形成的安全依附、經濟捆綁以及歐洲內部固有矛盾，而美國通過戰略槓桿的精準運用，不斷加劇歐洲的分裂。法德在軍事技術路線、財政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持續阻礙了歐盟統一的政策舉措；東歐國家與西歐在安全認知上的根本差異也進一步加劇了歐盟內部的分裂；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給了美國公開染指歐洲內部政治的機會。正如一位歐洲學者所言，“在俄烏棋局中，歐洲是玩家，更是棋子。” 若無法實質性整合防務與外交政策，歐洲只能繼續淪為美國地緣戰略的“分化試驗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