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東南亞“繼續贏”的答案藏在這裏

*編者按：*國際和地區經貿、地緣局勢複雜演變，包括美國政府更替，給東南亞地區帶來巨大不確定性。如何規避風險，繼續成為獨立自主和發展合作的“贏家”？地區國家都想知道答案。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代帆：*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宋清潤：*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教授

*李開盛：*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從呂宋經濟走廊“前景不定”説起

代帆

美日菲三國領導人在去年舉行的峯會上提出要在“印太”地區建立“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PGII）框架下的首個經濟走廊，即呂宋經濟走廊。隨後，馬尼拉一度對呂宋經濟走廊計劃充滿期待。怎料不到一年之後，來自華盛頓的承諾就如泡沫般瀕臨破裂。菲律賓財政部副部長最近公開承認，美國政府更迭帶來諸多變數，美方是否還會繼續推進呂宋經濟走廊計劃充滿不確定性。馬尼拉對美國新政府履行承諾“望穿秋水”，但實際上心裏明白“口惠而實不至”是華盛頓的慣常操作。去年7月，拜登政府曾宣佈給予菲律賓5億美元軍事援助，該承諾一直沒有兑現。隨着美國新政府凍結所有對外援助，菲律賓能否按期拿到這筆援助變得前景不明。

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新加坡防長黃永宏直截了當地表示，美國在亞洲的外交形象正在經歷轉變，“已從解放者淪為橫衝直撞的攪局者，最終蜕變成坐收漁利的包租公”。在構築和維繫全球霸權的過程中，美國與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簽訂一系列雙邊和多邊安全條約，搭建服務於美式霸權的地區安全體系，美國為地區盟伴提供安全保障，一定程度上容忍與相關國家的貿易逆差，地區相關國家則為此支付相應“代價”，包括外交追隨、戰略迎合以及對美國領導地位的認可等。

近些年來，隨着美國相對衰落以及對外推行“美國優先”政策，美國對於世界以及相關地區的意義正在發生變化。其一，美國在國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無力繼續支付維持全球霸權的高額成本，轉而要求盟友和夥伴支付更高的“保護費”，比如要求日本、韓國和歐洲盟國等大幅提高防務支出比例並承擔更多美軍基地費用。在這種背景下，很難想象華盛頓還會“無私地”履行對他國的投資承諾或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美國這種心態和言行變化投射到東南亞，不僅使菲律賓這樣的盟國難以從華盛頓獲得可靠的經濟和安全保障，地區其他國家也不得不像新加坡那樣對美國的角色轉變以及美方在“印太經濟框架”等方面所作的承諾保持清醒。

其二，“美國優先”原則意味着華盛頓在對外事務中更加“損人利己”，其他任何國家都可能在該原則下被犧牲。比如，美國新政府有關烏克蘭危機的立場轉變“背刺”跨大西洋盟友，也讓其他一些依賴美國“友誼”的國家驚醒。有菲律賓學者就指出，美方這種轉變提醒菲律賓不能過度依賴外部勢力，尤其是當這些勢力有自己的長期戰略利益時。菲律賓必須避免陷入地緣政治爭鬥，因為那樣不能保證菲律賓長期的安全和發展利益。

東南亞的和平與穩定不僅關係到地區國家的切身利益，也符合包括中國在內不斷與該地區加強合作的國家的期待。2024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高達6.9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0%，東盟連續第五年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中國則連續16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就此而言，東南亞國家和中國都是地區和平穩定的直接利益相關方或者説是受益者。美國對東南亞乃至亞太事務的介入，則明顯帶有服務其全球霸權和地緣政治盤算的意圖。對此，東南亞國家現在應該認識得更清楚了。

對華認知保持成熟理性

宋清潤

2025年是東盟共同體成立10週年，也是中國—東盟人文交流年。中國和東盟地緣相近、人文相通，雙方關係是東盟與對話夥伴關係中最具活力、最富內涵、最為互利的關係之一，已經成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典範。中國在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對地區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持續為東盟帶來發展機遇，這些都使東盟在對華合作方向上保持成熟理性。

長期以來，中國與東盟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雙方早在2021年就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中國視東盟為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和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在當前東盟中心地位受到挑戰、地區面臨更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來自中國的鼎力支持對其而言尤顯重要。雙方正在構建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都在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陣營對抗，共同維護地區穩定。

東盟大多數國家是外向型經濟體，外資外貿對於各自經濟發展極為重要。2010年建立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是雙方經濟往來的基石之一；中國—東盟博覽會以及中國的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消博會等為中國和東盟企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持續擴大雙方貿易合作。在投資方面，截至2024年7月，中國同東盟國家累計雙向投資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是東盟的第二大外國投資來源地。近年來，雙方不斷加強新質生產力領域的合作，特別是加強在半導體、電池、電動汽車、高端電子、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發電、數字經濟等先進產業領域的研發與商業合作，增強雙方經濟發展韌性，同時助力東盟國家產業升級，增加税收和就業，幫助東盟提升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加強互聯互通是地區經濟一體化和中國東盟互利共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要想富，先修路”，擴大區域互聯互通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共識。自開通運營至今年2月底，中老鐵路累計發送旅客超4860萬人次，運輸貨物5400萬噸。作為“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範例，中老鐵路使老撾從“陸鎖國”變成“陸聯國”，其開創的“鐵路+園區+產業”協同發展模式有力帶動了經濟發展。雅萬高鐵是東南亞第一條高鐵，是印尼建設現代化交通網絡的標誌性項目，截至今年2月累計發送旅客801.1萬人次。目前，中泰鐵路合作持續推進，未來中老泰鐵路有望連通，隨後若繼續經泰國南部向馬來西亞、新加坡延伸，將形成一條縱貫多國的區域交通網絡，推動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建設。同時，中國和越南、緬甸等國正在推進跨境鐵路合作，泛亞鐵路網持續完善。中國與東盟海上和空中的互聯互通、智慧口岸建設也在持續推進。互聯互通的大發展為中國東盟互利合作和區域經濟繁榮注入強勁動能。

越是面臨不確定性，與中國的友好務實合作對於東盟來説越顯重要。東盟在對華認知層面保持成熟和理性，也為雙方進一步深化經貿、人文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提供了契機。隨着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實質性結束，雙方經貿合作空間大幅拓展。3.0版協定涵蓋9個領域，既包含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現有領域，也包括具有巨大合作潛力的新興領域，比如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供應鏈互聯互通、標準技術法規與合格評定程序等。另外，中國正在逐步擴大對東盟的單邊開放，包括開放商品市場、服務市場、投資市場、勞務市場等。

綜上所述，東盟與中國的合作高度互惠互利，“雙向奔赴”的共贏之路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持續拉緊雙方利益和情感紐帶。面對地區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東盟更加清楚深化對華務實合作的戰略意義與價值。雙方繼續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和開放的區域主義，打造穩定安全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網絡，無疑將為地區乃至全球層面的和平安寧與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東盟+”中藴含複雜戰略考量

李開盛

有媒體分析説，美國總統拜登時期“東南亞成為大贏家”，但現在隨着美國政府更替，該地區面臨巨大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是源於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台以來，美國內政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東南亞一些國家與美國在政治、安全、經貿等領域有着複雜聯繫，比如菲律賓、泰國是美國的條約盟友，新加坡被美國視為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越南與美國存在千億美元規模的貿易順差等。美國內外政策變化不可避免地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傳導到東南亞。

另一方面是東南亞地區自身的複雜因素。地區部分國家比如印尼等剛剛完成政府換屆，新政府的對外政策方向還在調試和逐步成形中。另外一些國家比如菲律賓，國內政治形勢錯綜複雜，接下來的內外政策存在諸多變數。與此同時，南海問題也是攪動地區安寧的一個重要因素，菲律賓不斷侵權挑釁導致南海局勢持續緊張，馬尼拉還試圖用南海問題綁架東盟整體對華政策立場，雖然不可能得逞，但還是與其他因素疊加在一起，加劇了地區正在面臨的不確定性。

長期以來，東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在應對國際和地區局勢複雜演變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概括起來，一是對內堅持以“東盟方式”處理地區事務。“東盟方式”的核心在於不干涉內政，通過磋商等靈活手段解決地區內部問題。東南亞地區地緣政治形勢複雜，不同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而且制度呈現多元化特徵，歷史文化背景多有不同，“東盟方式”充分照顧到了這些現實情況，因而得到地區內部廣泛認可。不過，“東盟方式”也存在一定侷限性，比如在保障東盟機制的強制力和有效性方面效力不足，導致東盟共同體願景推進緩慢，與預想中的地區一體化目標仍有差距。

二是對外堅持“東盟中心地位”和大國平衡戰略。儘管在人口和經濟規模等方面與其他大國存在差距，但因地緣位置特殊，東盟提出的“東盟中心地位”主張事實上得到了主要大國支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以“東盟+”為模式的區域發展合作架構，比如東亞峯會（10+8）、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與中日韓合作（10+3）等。與此同時，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格外注意保持平衡外交，避免選邊站隊。除了菲律賓這樣的“例外”，地區其他國家，包括泰國這樣的美國條約盟友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基本都致力於在大國間保持平衡甚至嘗試居間協調，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和地區發展環境穩定。

面對當前階段一些新的不確定性，東盟如何應對？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地區國家形成合力。東盟人口總數大約6.7億，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4萬億美元，與美、中、日、印等大國相比尚存差距。要想有效應對內外環境帶來的不確定性，東盟10國需要團結合作，着力加強自身的確定性。

在此基礎上，第一，東盟及其成員國還需牢牢把握“發展”這一核心議題。當前，東南亞形勢總體穩定，地區大多數國傢俱備一定的工業基礎，未來仍有巨大發展潛力可供釋放。地區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梯度差異，這為錯位發展和經濟互補提供了空間。同時，東盟還應充分利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在推進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等契機，通過聚焦發展來提升自身韌性。

第二，進一步完善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治理架構。以“東盟+”為特徵的相關機制，初衷是基於大國平衡戰略和維持“東盟中心地位”等考量，將其他一些國家納入有利於東南亞地區發展的合作進程。當前，國際大環境發生變化，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逆風。即便如此，東盟仍需堅持開放合作，比如通過“10+3”機制加強與中、日、韓合作，充分利用三國的資金、技術、產業等生產要素，實現更大程度的互補，進一步增強東盟的發展活力。

第三，繼續堅定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在這方面，東南亞大多數國家能夠保持清醒，但仍需警惕遭到個別國家不智行為的波及。比如在南海問題上，菲律賓對美抱有幻想，不惜引入外部勢力干預地區事務，這無疑是一個危險動向。有鑑於此，東盟在落實大國平衡戰略方面需要達成更大程度的政策共識，避免因個別國家的自行其是而破壞整體發展環境。只有在對外政策方面達成更大程度的一致，東盟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有效應對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