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泰：“文科無用論”，流量陷阱造成的誤讀

近期一些高校推進的教育教學改革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尤其在優化文科建設方面的一些舉措被部分輿論曲解，掀起又一波“文科無用論”。這一現象，實質上是流量邏輯異化、功利主義氾濫與渲染過度焦慮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這一波“文科無用論”的背後，部分自媒體通過製造衝突、放大焦慮、數據選擇、曲解政策來吸引注意力，並在無形中推動造成部分公眾對文科的片面甚至錯誤認知。在流量至上的邏輯下，吸引眼球的方式之一是製造衝突或對立。原本只是某些高校撤銷部分文科專業的消息，卻在一些輿論的加工與放大後，被炒作為“文科全面潰敗”“人文社科被時代拋棄”等極端觀點。在這樣的敍事中，強行將“部分專業調整”用“生存/滅亡”“有用/無用”的簡化思維推向“文科無用”的極端結論。

另一種常見的流量手段是選擇性地呈現與放大某些數據，比如“文科生平均起薪低於工科”的調查結果。事實上，不同地區、行業、企業規模及個人能力的差異，都會影響薪資水平，文科崗位的長期職業發展模式往往也與理工科不同。然而，這些背景和變量被標題黨有意忽略，他們通過簡單粗暴的對比，將“文科生工資低”放大為“讀文科沒有出路”。

此外，教育部門提出的“促進學科交叉”“優化學科結構”等，本意在於鼓勵高校打破學科壁壘，通過跨學科合作來培養新型人才。這並非否定或拋棄文科。然而，在流量話術的剪輯和再包裝下，一些輿論將之解讀為“文科不行了”，甚至得出“文科徹底沒落”的不當結論。

透過圍繞“文科無用論”的這一波輿論，可以發現更深層次的一個推手在於當下流量經濟與資本逐利之間的內在勾連。

在某些網絡平台上，“文科生出路渺茫”等負面話題往往能夠快速吸引點擊與討論，形成所謂的“流量窪地”。MCN機構有着專業化的運營團隊，熟悉熱點追蹤與議程設置，具有話題流水線的生產能力。在“教育焦慮—職業迷茫—知識付費”的標準流程下，一些MCN機構批量打造“文科勸退”類話題。它們先放出震驚性或煽動性的短視頻/文章，引起爭議，再通過多賬號、多平台聯合推動，形成規模化輿論聲浪，然後順勢推出所謂的“逆襲攻略”，如培訓課程、求職輔導、跨專業自學指南等知識付費產品，將受眾的焦慮直接轉化成收益。這種將教育焦慮商品化的做法，是對用户注意力與情緒的二次收割。無形之中，文科本身的社會價值與內涵，被貶損為銷售噱頭。

算法推薦助推形成的認知閉環也值得關注。平台常根據算法判斷與分發內容，具有某種程度的“黑箱”特性。在“文科無用論”的輿論中，諸如“某985大學停招文科實驗班”這類話題，往往能瞬間引爆輿論。然而，與之相對的“新文科建設成果”“跨學科融合顯成效”等平衡性信息，卻很難在同等程度上獲得平台推薦或公眾注意。在流量為王的競爭環境中，不少內容生產者為了“生存”，自然傾向於製造更多極端化、情緒化或戲劇化的論述。這種“流量達爾文主義”不僅傷害公共討論的多元性與深度，也使“文科無用論”被反覆放大。久而久之，大眾不僅會對“文科不行”這一印象形成先入為主的判斷，更會排斥那些相對理性的討論空間，造成“越極端則傳播越廣”的惡性循環。

在“文科無用論”的擴散過程中，部分輿論還往往把人文與社科的“薪資回報”或“就業前景”作為重要例證。分析其內在邏輯可以看出，這些輿論認為“文科無用”的主要論據是“文科不賺錢”，這是功利主義思維在作祟。文科生在品牌塑造、產品體驗、國際化戰略、政策研究與制定等高價值領域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各國際組織、政府部門的經濟學家、法律顧問、政策研究人員等，多從文科與社科的學術背景出發，為宏觀政策制定、國際合作與全球發展的核心問題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但這些“高端環節”的貢獻往往被單純的薪酬統計或狹隘的功利主義所忽略。

需要注意的是，這波“文科無用論”的流量盛宴遠非偶然，它是當下的流量傳播與公眾情緒之間深層互動的結果。從焦慮商品化到算法推波助瀾，再到MCN流水線式的話題製造，這一系列機制都指向了“注意力即資源、焦慮即收益”的流量邏輯。文科話題之所以被反覆炒作，甚至屢屢呈現極端傾向，正是因為在這種流量生意中，點擊與轉發帶來的收益，往往大於對教育與學科本身的理性討論。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所培養和激發的，是超越了純粹功利的產品或服務，是通過思想的創新、觀念的碰撞和公共事務的參與，來塑造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使得社會具備更高層次的凝聚力與創造力。換言之，人文與社科“有用”的關鍵，不在於直接生產某種商品或提供短期盈利，而在於它們能推動人們在公共領域進行自由且負責任的行動，進而為社會帶來難以替代的價值轉化。

因此，所謂的“文科無用論”，實質是將“價值”偷換為“交換價值”的話語操縱。不是文科無用，而是文科陷入了“話語陷阱”。當《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用歷史學視角預警人工智能時，當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用倫理學重構發展經濟學時，這些智慧是在守護人類不被自己發明的技術反噬。文科不是流水線上的產品，而是文明火種的守護者，這或許是最具生存緊迫性的“有用性”。（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