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美國應該接納中國本來的面貌”
作者:李艾鑫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李艾鑫】編者的話:“像去月球一樣”,“改變世界的一週”,當回顧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這段歷史時,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在他2020年的著作《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中引用了尼克松這兩句話。這本書的中文版於本月早些時候正式發佈,該書通過講述美國曆代外交官的真實故事,結合作者本人在外交領域的獨特觀察和親身經歷,生動勾勒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其中很多論述在今天看似乎有着更深刻的意義。佐利克認為,美國1969年成功實現載人登月、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兩件事都象徵着“麻煩纏身的美國還有創新能力,可以創造出新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機會”。在當下中美關係面臨日益增多的不確定性時,人們是否還能期待“新的機會”呢?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佐利克表示,中美關係中反覆出現的三大主題使其獨具特色,儘管這一關係正處在一個相對艱難的階段,但他希望有朝一日,鐘擺會重新轉向積極一面。
美國對華關係的“三大主題”
*環球時報:*您的新著《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已在中國出版,您希望中國讀者從書中獲得哪些認識或洞察?
*佐利克:*讓我首先解釋一下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在政府任職期間,常常在處理眼前問題的同時反思歷史。許多外交政策課程以國際關係理論為基礎進行教學,這些理論本身充滿了思辨和討論的樂趣。但我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它們幫不上什麼忙。反倒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往往能讓我獲得更多啓發。我寫這本書,部分原因是為了幫助年輕一代瞭解如何在外交領域借鑑歷史經驗。
我希望這本書在中國出版的另一個原因是,根據我的經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非常重要。1980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落腳在香港。後來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我走遍了中國各地,我遇到的中國人大多勤奮努力,渴望創造更美好的生活,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品質。
然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卻在減少。當下,前往美國大學的中國學生人數在下降,而來中國的美國人數量更少。這並非好事。儘管我們之間存在分歧,但我相信保持文化和人際交流至關重要。
*環球時報:*您的書中記錄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訪華歷程,為我們呈現了一段鮮活的外交歷史。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我們應該如何解讀這些歷史事件所藴含的時代啓示?
*佐利克:*至少可以説,在那個年代,美國和其他國家已經無法忽視中國,中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不與中國建立關係是愚蠢的。當時,冷戰尚未結束,某種程度上,那是中美兩國基於當時的國際形勢而做出的定位調整。但如今也可以説,無論是在經濟、安全還是氣候變化等問題上,與中國保持有效的合作關係都是不可或缺的。
當我回顧這本書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感受:在美國對華200餘年的交往歷程中,有三大主題尤為突出。
第一個主題是商業關係。這是一種將中國與貿易關係聯繫在一起的宏大經濟夢想。1784年,當時美國連憲法都尚未制定,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船從阿巴拉契亞地區出發,將30噸西洋參等貨品運往廣州(當時稱為“Canton”)。這段歷史催生出了“偉大的中國市場”這一概念,而這種理念在1900年美國推行的“門户開放”政策中再次得以體現。在我的藏書中,有一部1937年出版的《四萬萬顧客》,講述了當時人們對中國經濟藴藏巨大發展潛力的認知。
第二個主題是將中國視作一個潛在的或具有影響力的大國。我的書中關於1900年“門户開放”政策的這一章節是我自己非常感興趣的部分,當時正值晚清,歐洲殖民列強與日、俄等國正試圖對中國進行勢力範圍劃分。美國時任陸軍部長(後任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中國的分裂將是“羅馬帝國衰亡後對人類造成最大影響的事件”。1945年,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設想的世界“四大警察”將是美國、蘇聯、英國和中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我的外交工作和外交寫作其實也在詮釋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因此,第二個主題是有關中國的實力——無論是從積極還是從不確定的角度來看。
第三個主題——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瞭解——中美之間早期的跨國聯繫主要是通過傳教士建立的。傳教士們不僅試圖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還引入了西方關於現代化的理念,包括醫院、教育以及將中國學生送往美國大學的學術交流。但關於傳教士的微妙之處在於,他們不僅試圖讓中國人信仰基督教,還有意傳播美式資本主義和民主觀念,而這種嘗試很可能會被拒絕。
縱觀歷史,(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往往經歷着從高度期待到疑慮重重的交替循環。這種複雜心態源於我剛剛講到的三個反覆出現的主題:他們既要面對中國藴含的商業機遇,又要權衡中國的實力——究竟是一種積極的事物還是一種“威脅”,還有總是試圖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國的想法——但中國人也許更願意保持自己的本色。從中我得到的關鍵啓示是:我們應該接納中國本來的面貌,而非期待其成為我們想要的樣子。
“兩國都將以各自的方式發展得很好”
*環球時報:*您是否認為未來在中美關係中仍存在超乎想象的機會?
*佐利克:*我希望如此,我天性樂觀。讓我舉個例子吧,比如讓很多中國人感到興奮的DeepSeek,我並沒有從中美競爭的視角看待它,我認為它是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的一個例證。DeepSeek開啓了一個新階段:人們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專注於解決更具體的問題,我們的發展重心將從模型等基礎系統轉向其實際應用。
大約20年前,當iPhone剛剛推出時,它是個很酷的設備,但遠沒有我們現在這麼多的應用。DeepSeek現在正推動着類似的變革——我們可能會發現模型變得越來越商品化,而技術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如何被應用。
中美兩國都將以各自的方式發展得很好。中美兩國共享同一個世界,即便我們有不同的政治體制和安全關切,但只要在促進全球繁榮方面,雙方仍有一致的利益,這就是一件好事。
*環球時報:*您對中美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有何預期?
*佐利克:*中美之間的交往歷史令我着迷,因為這段關係與美英之間深厚的歷史紐帶以及戰後由移民因素塑造的美德、美日關係都不同,中美關係的三大主題使其獨具特色。當前,中美關係正處在一個相對艱難的階段,各種因素都似乎在朝着負面方向發展。但我希望有朝一日,鐘擺會重新轉向積極一面。
開放是件好事,“美國的優勢曾在於此”
*環球時報:*美國前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認為,若對外經濟關係處理不當,美國必將付出沉重代價。這一觀點在今天似乎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推進建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過程中,美國被認為扮演了發起人和全球規則制定者的關鍵角色。您如何從歷史維度評價當前美國關税政策的轉向?
*佐利克:*我堅信開放貿易是一件好事。實施關税壁壘將推高成本、降低生產率,並增加經濟系統運行的阻力。關税問題不僅事關中國,還事關其他國家,比如墨西哥。縱觀過去一段時間的發展態勢,美國股市已對加徵關税舉措做出了消極反應,汽車製造商們已經向總統提出,美墨加跨境汽車產業鏈深度融合,若每一次跨境貿易都要被徵税,將導致每一輛汽車的成本增加8000至1萬美元。
現任美國政府對待關税的態度與我的觀點存在顯著不同。在我看來,美國的優勢曾在於其開放性,不僅對商品,也對資本、思想和人才開放。任何社會都可能犯錯,但開放社會往往能更快發現問題。如果你去硅谷,隨處都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們正在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我認為,這樣的觀點對中美都適用。
*環球時報:*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認為,美國的偉大之處不在於比其他國家高明,而在於其糾錯能力。基於此,您如何評價美國在實際涉華政策中展現出的調整與適應能力?
*佐利克:*當你提到托克維爾時,問題的核心在於:美國會從其經歷中吸取教訓嗎?
我認為,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部分源於民眾此前對於非法移民問題的挫敗感,邊境幾乎失控,這讓人們感到恐慌。人們也不喜歡通貨膨脹。還有所謂“覺醒”文化涉及的議題,如跨性別問題,已經偏離主流價值觀,超出了社會所能接受的範圍。特朗普政府正在對上述問題採取截然不同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現任美國政府也在試圖聚焦於非法移民問題和芬太尼問題。我個人推測,其中一些政策可能效果不佳,屆時局面也許會再次反轉。我們將在兩年後迎來中期選舉,但這些都是難以預測的。
我所提到的實用主義和托克維爾的核心理念是:必須保持學習,建立反饋機制,確保信息流通。美國的確有着一個充滿動盪的政治經濟體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能看到像人工智能技術這樣的突破性進展,這些進展可能會改變世界。
“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可以並行不悖”
*環球時報:*當前的政策制定者對您的觀點是否有過回應或反饋?
*佐利克:*我的觀點確實不是主流,但我們的政治體制就是這樣,在不斷的討論和辯論中,有時人們可能會逐漸認同我的立場。
*環球時報:*您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的使命應該或可能是什麼?如今,在多極化成為世界基本趨勢的背景下,您會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佐利克:*我提出“美國的使命”這一概念,是想説明它隨着時代變化而不斷演變。在美國建國初期,其使命僅僅是在帝國的世界中作為一個共和國生存下來。到了19世紀中期,美國經歷了內戰,其使命是在內戰中維護國家統一。一戰期間,美國時任總統威爾遜提出“讓這個世界對民主制度來説是安全的”,他強調的不是讓世界民主化,而是為民主國家提供安全。二戰時,時任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冷戰期間,美國自視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冷戰後,美國又成為不可或缺的超級大國。特朗普政府當下提出“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其邏輯是,過去七八十年建立的國際體系讓美國付出了代價,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現任政府試圖在多個議題上重新開啓談判,無論是關於同盟關係、貿易問題還是其他議題。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認為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可以並行不悖,世界的發展最終也會讓美國受益。如果墨西哥發展得更好,我們的邊境問題就會減少,他們也會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
你提了個很好的問題。某種程度上,當我提出“美國的使命”這一概念,並非要提供一個永恆不變的準則,而是想表明,這是一個會不斷出現的話題,為我們審視當前美國的外交議程提供了一種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