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晶：沙特緣何成為調停俄烏“新樞紐”？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國際社會在調停衝突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多國試圖通過外交斡旋、人道主義援助和多邊對話等方式緩解緊張局勢。如今，在全球目光再次聚焦烏克蘭危機之時，沙特卻“異軍突起”成為調停這場衝突的“新樞紐”。

在俄烏衝突剛爆發時，沙特王儲小薩勒曼就分別同俄烏兩國領導人通話，表達調解意願；當年9月，小薩勒曼向國際社會遞交了首張“調解答卷”——推動俄烏雙方進行衝突爆發以來最大規模的換俘行動，涉及近300名被俘人員。2023年8月，沙特推動中國參與在吉達舉辦的烏克蘭問題國際會議，此舉被時任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稱作“歷史性突破”。而在俄烏衝突爆發三週年之際，沙特再度為衝突相關方提供調解平台，不僅促成美俄雙方在首都利雅得就解決相關問題達成四點共識，還推動美烏“重返吉達”，討論和平協議框架和實現初步停火。

長期以來，沙特在國際社會常常被貼上“美國追隨者”的標籤，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堅定的盟友。讓美國的盟友來調停俄烏衝突，這看上去似乎是無稽之談。那麼，沙特是如何從“美國追隨者”轉變為“衝突調停者”呢？

首先，對俄關係改善，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不站隊。自2009年大規模開發頁岩油資源以來，美國原油產量逆勢上升，2018年8月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產國，這極大地擠佔了沙特和俄羅斯的市場份額。為共同應對美國帶來的“能源衝擊”，沙特與俄羅斯這對“老對手”決心摒棄前嫌，共同組建“OPEC＋”以平衡市場，實現機制化的原油產量協調。2019年俄總統普京訪問沙特時明確表示，俄羅斯與沙特的合作不可或缺。很顯然，俄羅斯已然將沙特視為重要合作伙伴，並承認其在地區問題上的關鍵性作用。

沙特也“不負所望”，在本次俄烏衝突中選擇了中立立場，不僅沒選邊站隊參與對俄製裁，還於2022年10月不顧美國壓力，與俄羅斯攜手在“OPEC＋”框架下宣佈減產石油。時任白宮發言人皮埃爾聲稱，“OPEC+”的這一決定顯然是在偏向俄羅斯。同一時期，沙特宣佈向烏克蘭提供4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充分展現其作為第三方的平衡性。這種“既合作又制衡”的姿態，使沙特能夠在大國間靈活遊走，增強其作為調停平台的可信度。

其次，謀求發揮國際影響力的意願更高。成為國際衝突的合格調停者，其信譽的建立不僅依賴於與衝突各方的關係緊密度，更取決於能否將自身資源稟賦轉化為實質性影響力。從地緣戰略位置來看，沙特瀕臨波斯灣，影響着國際貿易和航運的關鍵通道，這一地緣優勢不僅賦予其航運安全的“仲裁者”角色，還促使其成為區域穩定的“擔保人”。沙特自2016年提出面向“後石油時代”的“2030願景”開始，一直在謀求成為國際社會的“中堅國家”，沙特國王薩勒曼曾表示，沙特的首要目標是“在世界上成為各領域成功和領先的典範”。近年來，沙特在國際舞台上愈發活躍，憑藉政治經濟實力在阿盟、海合會、伊斯蘭合作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積極發揮作用，不斷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沙特能夠成為“調停者”，是經濟轉型、大國平衡與區域爭霸綜合促成的，其調停模式一定程度上為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範例。不過，其模式在短期內有效，長期可能面臨結構性挑戰。

沙特的調停策略將能源合作、經濟援助與衝突解決相掛鈎，將能源權力轉化為自身的政治籌碼，從而撬動談判進程。然而，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報告，全球能源轉型正從“能源消費總量增長”轉向“能源替代”階段，這意味着傳統能源的主導地位正被逐漸削弱。在此背景下，沙特基於利益交換邏輯的“以能源撬動談判”策略，所獲取的短期成果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此外，沙特的調停模式在國際治理中也面臨着與傳統多邊機制的兼容性問題。相較於聯合國機構等傳統調停者，沙特更加重視利益交換而非構建具體的規則機制，高度的靈活性賦予沙特的調停行動以高效率，使其能夠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迅速發揮作用，但也可能引發國際治理的碎片化。新興國家在借鑑沙特模式時，應更加註重平衡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積極推動多邊機制的建設和完善，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創新。（作者是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後、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