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地緣政治如何攪動全球能源價值鏈？

編者按：在全球能源轉型的背景下，地緣政治正成為影響能源價值鏈的重要因素，對供應鏈安全、能源競爭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面對如此局面，綠色能源還能否順利走向世界？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劉旭：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田智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

林伯強：廈門大學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技術突破，重構世界能源格局

劉旭

在全球能源發展進程中，技術突破扮演着核心角色，深刻影響並持續重構世界能源格局。從分類來看，主要可劃分為供給側技術與需求側技術，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能源領域的變革。​

供給側技術涵蓋能源開採、運輸以及可再生能源設備製造等方面。以傳統能源為例，煤炭、石油的開採技術開啓了工業大規模利用化石能源的時代；天然氣的開採及運輸技術，特別是液化天然氣（LNG）船的發明，極大拓展了天然氣的全球市場。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光伏板、風力發電機等機械設備的製造技術不斷革新、輸電儲電技術持續升級，讓太陽能、風能得以更高效地轉化並輸送至各地。

需求側技術的意義同樣不可小覷，能源的轉化往往伴隨着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蒸汽機的發明拉動了煤炭的需求，內燃機的出現帶動了石油的廣泛應用，而電池技術與電動汽車的普及，展現出需求側技術對能源消費與社會變革的導向作用。供給側與需求側技術協同發展，共同構成了世界能源格局變遷的關鍵驅動力。​

從古至今，能源技術的發展帶動了能源結構發生深刻變遷。從早期以木材為主的單一能源結構，歷經煤炭時代、石油時代，逐步演變為如今煤炭、石油、天然氣及核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並存的格局，從 “一枝獨秀” 走向多元化發展。第一次工業革命前，木材在人類能源消費結構中近乎是壟斷地位；工業革命後，煤炭在全球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佔比最高達 80%；石油時代，石油佔比雖未超過 50%，但一直佔據重要地位。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石油佔比逐漸下降，目前維持在約30%，略高於天然氣、煤炭。這一趨勢彰顯了能源結構多元化的發展進程，也是供給側和需求側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

此外，技術突破還可從顛覆性技術和成熟技術兩個維度來理解。顛覆性技術指新的可用技術誕生，如 1859 年石油開採技術開啓了現代石油工業。然而，這類新技術誕生之初往往因成本高昂而難以普及。隨着時間推移，通過不斷的技術改進、成本大幅下降、技術走向成熟，能源只有 “用得起”才能真正起到改變能源格局的意義。例如，在開採技術成熟前，由於開採成本高，美國空守着大量頁岩油氣資源，長期依賴化石能源進口。但隨着水平鑽井和水力壓裂等技術成熟應用，頁岩油氣實現了大規模開採。這不僅讓美國實現能源自給自足，更在2020 年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國。​

技術突破帶來的最大“顛覆”，是改變了傳統能源的地理分佈特性，重構了能源生產國與消費國的概念。傳統化石能源往往依賴地下資源，地理分佈特性顯著，資源豐富的國家多為能源生產國與出口國，而資源匱乏的國家則需要依賴進口。但在低碳、清潔、電氣化時代，能源格局正發生變化。水電、核電、可再生電力等新能源技術更多集中於技術強國，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大國手中。以中國為例，在傳統能源領域是進口國，但在新能源技術方面是具備強大實力的能源技術出口國。而中東國家雖是傳統化石能源生產與出口大國，但在新能源技術上嚴重依賴他國。這種傳統能源地理分佈特性與新能源技術分佈特性的對沖，模糊了能源生產國與出口國的傳統定義，使國際能源格局變得更為複雜。世界各國在能源領域的聯繫更加緊密，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

綜上，供給側與需求側技術的發展、顛覆性與成熟技術的更迭，全方位推動着世界能源格局的重構。在全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追求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技術創新將引領能源格局向更加多元、清潔、高效的方向演進。

能源價值鏈加速地緣政治化

田智宇

能源供應鏈、價值鏈關乎國家能源和經濟安全，關係到國際發展格局和國家競爭力。“能源價值鏈的地緣政治化”其實並非新趨勢，而是西方國家把控能源霸權的手段。

以美國為例，二戰後，美國憑藉戰爭中積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加強了對石油資源的控制，包括與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密切合作，以軍事援助和技術支持換取石油開發的優先地位。20世紀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建立了“石油美元”體系，從而得以通過貨幣政策和金融手段對全球石油市場進行調控，鞏固了美國在全球能源價值鏈中的主導權。2003年，美國通過伊拉克戰爭牢牢控制了當地的石油資源，其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也對周邊產油國形成了威懾，確保了美國石油供應的穩定和安全。至此，美國圍繞化石能源價值鏈打造了一張囊括貨幣、軍事、產業在內的強大地緣政治保護網。

近年來，受資源、技術、市場、政治等因素影響，全球能源分佈、產業格局、貿易流向不斷變化，地緣政治和綠色技術給能源供應鏈、價值鏈帶來的影響正愈發鮮明，成為影響能源價值鏈的兩大直接因素。一方面，技術突破和產業變革不斷加快，正引發全球能源生產、轉化、輸配和消費格局深刻變革。技術突破既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頁岩氣，也給世界帶來了光伏、核電等新能源。在供給側，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分佈廣泛，成本優勢不斷凸顯；在需求側，全球電氣化持續發展，電動汽車正替代燃油汽車，用於道路運輸的成品油需求趨於達峯。全球能源結構和供需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不斷重塑經濟、貿易和競爭力格局。

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加劇了能源價值鏈的緊張態勢。烏克蘭危機依然持續，歐洲恢復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遙遙無期；中東地區局勢也持續動盪，戰火難息。在化石能源上有巨大既得利益的美國與期望獲取新能源技術、實現產業復興的歐洲，都開始對中國新能源下“黑手”，一邊通過《通脹削減法案》（IRA）、《淨零工業法案》（NZIA）等強調本土化生產，在供應鏈上“去中國化”；另一邊採取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碳邊境調節機制等手段，通過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雙管齊下”，構建本土化或陣營化的新能源供應鏈體系。這不僅違背全球化合作原則，也與國際經貿追求效率、利益的邏輯截然相悖，擾亂了能源價值鏈，對全球綠色能源發展造成衝擊。

就美國而言，美國政府的能源政策逆轉可能使傳統化石能源迎來複蘇，而綠色能源發展則面臨阻力。如今，美國大力扶持國內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產業，削弱清潔能源的競爭力，同時挑起關税爭端和退出國際氣候協議加劇全球新能源供應鏈的不確定性。未來，美國或將進一步提高新能源產品的進口關税，尤其是針對中國的光伏電池、鋰電池和電動車等關鍵產業。這不僅將導致全球新能源供應鏈分工效率下降，也會加劇全球新能源產業的分裂格局。

但從全球格局來看，一系列地緣衝突對全球能源市場帶來的風險，讓各國開始對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更加重視，普遍把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自主性作為關鍵任務。同時，在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全球能源合作面臨巨大挑戰的背景下，與以往企業着眼於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能源要素、尋求成本效益最大化不同，新形勢下產業鏈供應鏈呈現近岸化、友岸化趨勢，將造成能源供應鏈、價值鏈格局不斷重塑。這將成為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重大契機。

與化石能源時代側重“資源為王”、能源價值分配主要集中在上游不同，可再生能源等綠色技術與製造業融合加深，對供應鏈上中下游價值分配的影響更加深刻。例如，我國出口的大量風電光伏產品，不僅豐富了全球能源供給，也幫助許多新興國家民眾提高了能源價格劇烈變動時的抗風險能力，降低生產生活用能成本的同時，也減少了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強了各國保障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化石能源時代正逐步走向非化石能源時代，國家之間、化石與非化石能源之間、不同能源品種之間的競合博弈將更加錯綜複雜。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消費國，應統籌發展和安全、抓住提升能源價值鏈地位的機遇。

轉向清潔低碳 趨勢不可逆轉

林伯強

從去年歐盟對國產電動汽車加徵關税，到前不久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對國產電池設限，美歐國家的舉措加劇了全球能源供應鏈與價值鏈的不確定性。試圖以地緣政治、貿易壁壘等手段鎖死能源價值鏈的陣營，不僅違背全球低碳和能源轉型的共同利益，也與綠色發展的大勢背道而馳。隨着應對氣候變化的任務愈發緊迫，儘管地緣政治會對能源價值鏈造成短期干擾，但長期來看全球能源結構向清潔化、低碳化演進的趨勢不可逆轉。

首先，全球能源轉型的經濟邏輯不會因地緣政治而改變。近年來，綠色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已逐漸具備與化石能源競爭的經濟性。同時，能源安全的需求也使各國更加傾向於發展本土化的可再生能源，而非依賴度高的化石能源進口。這將進一步強化綠色能源的戰略價值。

其次，各國政策支持和企業投資指引着綠色能源的長期發展方向。近年來，各國政府紛紛出台激勵措施，推動能源結構的轉型。例如中國在“雙碳”目標的引導下，如今已成為全球新能源領域投資最大、裝機量最大、產業鏈最全、產能最大的國家。事實上，新能源本就屬於需要長期、持續投入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穩定性和連貫性是企業投資信心的基礎。因此即便短期因素可能導致部分供應鏈受阻，但一開始就抱有長遠眼光的企業和市場並不會輕易動搖。此外，國際資本市場對社會、環境和治理（ESG）標準的重視，也在推動更多資金流向可持續能源項目，這一共識不會因短期政治博弈而改變。

最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共同責任推動着能源轉型持續前行。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無論地緣政治如何演變，各國在碳中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作出的承諾不會輕易改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等，都對全球減少化石燃料依賴、加速能源轉型有促進作用。例如，數據顯示，今年1月全球註冊的新能源汽車數量約為125.3萬輛，同比增長21.2%。其中，歐洲市場交付量同比增長了20.5%，歐盟碳排放新規生效是關鍵原因之一。即便個別國家因政治原因短期內調整能源政策，但從全球範圍來看，能源轉型需求仍將持續推動綠色能源增長。

面對地緣政治給全球能源價值鏈帶來的衝擊，中國應做好三方面應對。一是繼續加大綠色技術研發，增強能源價值鏈自主可控能力。具體包括加大對氫能、固態電池等多樣化技術路線的投入，同時提升核心技術自主化水平，推動質子交換膜等關鍵材料、裝備和製造能力的國產化，構建更完整、高效、自主的綠色能源產業鏈。同時，應強化產學研協同，佈局變革性、顛覆性技術，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未來能源格局中爭取更大主動權。

二是加快構建更有韌性的新型能源體系，推動模式創新。應全面推進能源產供儲銷體系系統變革，增強應對極端天氣等挑戰的能力。同時加快綠色能源技術與現代化產業體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碳市場等機制，打通能源與環保，鼓勵能源技術、業態、模式等協同創新，打造國際領先的綠色低碳產業鏈供應鏈的同時推動國內新能源產業基建標準統一，不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三是深化國際合作，提升中國在全球能源價值鏈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如藉助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推動構建更平等、務實的規則體系，進而增強全球綠色能源合作的平穩性與持久發展能力。同時，中國應踴躍參與制定國際標準，如高鐵標準成功“出海”一樣，提升在國際能源治理架構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為全球能源價值鏈的長遠穩固發展貢獻中國經驗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