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歐洲“重新武裝”的路能走通嗎?

從先後多次舉行“緊急峯會”到達成“重新武裝”的共識，歐盟在過去20天內完成了對“大西洋變局”的應激反應。一連串的“緊急”表明多數歐洲國家的確意識到了事態嚴重，對於內部分歧不斷、決策效率低下的歐盟來説，情急之下能在如此短時間內達成初步共識堪稱高效。但從歐洲目前能夠做出的反應程度來看，僅僅通過重複政治表態和加大財政投入，在它正面臨的巨大風險面前更像是一種自我安慰。

既要正面應對烏克蘭在俄烏衝突中境況惡化、此前對烏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投入可能顆粒無收的糟糕局面，又要背面承受美國不斷拆台打壓、跨大西洋關係正面目全非的巨大壓力，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歐洲從未經歷過的最為險惡的戰略環境，但歐洲還不得不為“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做最壞的準備”：據歐方評估，一旦在美國的幫助下在烏克蘭“獲勝”，俄羅斯大概率會在未來五年內再次“發動戰爭”，而且這次的目標將是歐盟或北約成員國；美國打算“放棄北約領導權”甚至“退出北約”的討論也適時浮出水面，即便短期內不現實，但美方有關不為歐洲維和部隊提供北約集體自衞權、計劃從德國基地撤軍以及將不再參加歐洲軍演等言論也足以讓一些歐洲國家感到朝不保夕。

在繼續重申支持烏克蘭、“以實力求和平”的立場後，歐洲能夠作出的最強烈反應是砸錢搞軍備，以增強其“安全韌性”。拋開諸多亮麗的口號不談，歐洲試圖在三方面實現安全並體現韌性：一是在持續援烏和加強自身防衞之間找到平衡，並以此和烏方一道“以實力求（參與談判）資格”。歐洲已然強烈意識到，在美俄關係緩和、美歐關係緊張的背景下，單憑一己之力難以得到美國的重視和信任，在烏克蘭危機的政治解決進程以及未來的歐洲地緣政治安排中將被迫接受被邊緣化的殘酷現實，因此需要在政治立場和安全目標上與烏克蘭綁定並與美國保持適當距離，其軍事能力建設也是以烏克蘭為“抗俄前線”而以歐洲為戰略大後方為基本前提的。二是通過提升軍備來一舉兩得，既為應對局勢持續惡化做自保的準備，又可以部分滿足美國要求北約成員國增加軍費開支的要求，通過證明自身對美國仍具有“戰略價值”，來説服美國繼續留在歐洲安全框架之中或者延緩美方撤出北約離開歐洲的步伐。三是以財政和資金投入為導向，為歐洲經濟和社會向“準戰時狀態”轉型爭取時間和空間。從當前大國博弈的快節奏高強度來看，時間不在歐洲一邊。歐洲承平日久戰備廢弛，即便現在開始做緊急投入，最樂觀的估計也需要2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形成面對其假想敵所需的初步戰鬥力，而要建設相對獨立的軍工體系、通過局部動員讓經濟社會進入準戰時狀態等則需更長週期。因此歐洲希望做足姿態，意圖讓假想敵的“戰爭威脅”和美國的“戰略拋棄”都能來得晚一些。

儘管有了緊迫感和方向感，但除了放鬆財政限制來加大軍事投入外，歐盟能做的並不多，而那些它做不到的恰恰可能是決定“重新武裝歐洲計劃”成敗的關鍵。首先從號稱8000億歐元的大手筆投入來看，歐盟方面能拿得出手的僅有1500億歐元，其他部分需要靠成員國自己想辦法或者上市募集。這樣一來即便法德等大塊頭願意加大投入，但難免各國貢獻不一苦樂不均，8000億歐元的投入很可能會打折扣。其次是要重整軍備就要在近期內搞好政府採購，並着眼於長遠搞好歐洲自身的軍工體系建設。但在如何採購軍備的問題上法德之間很快就暴露出分歧：作為世界第二大軍火供應國，法國當然希望歐洲劇增的防務開支能“肥水不流外人田”，但在俄烏衝突期間已大量採購美式裝備的德國則既對法式裝備不夠信任，私下裏或許也不希望法國利用其先發優勢在重整軍備的名義下來擠壓德國軍事工業的未來發展空間。 

對於“重新武裝”的勃勃雄心來説，最不確定也最有可能讓其半途而廢的是烏克蘭危機走向和美國因素的變化。這一計劃以四到五年為期，除了本屆歐盟機構任期的考慮外，歐洲或許還有要熬過特朗普第二任期、期盼歐美關係柳暗花明的僥倖心理，被美國灌了多年迷魂湯、對歐美盟友體系有執念的“大西洋派”在歐洲可謂根深蒂固。一旦美國內政出現變化甚至只需特朗普政府做出些微的姿態調整，眼前暫時被殘酷現實抑制住的對美國深入骨髓的依賴感，很快就會成為“重新武裝計劃”的絆腳石。何況更為緊迫的考驗是，如果美國對烏克蘭採取全面斷供等進一步施壓的手段，歐洲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和能力填補軍援、情報、信息等戰場要素的空白。而一旦補不上，烏克蘭就很可能屈服於美國的壓力而撇開歐洲，到那時歐洲不但會失去這塊軍事上的前沿陣地，還可能進一步喪失參與談判的外交倚仗。因此歐洲需要認真思考的是，為獲得一個真正可持續的安全局面，在走出“重新武裝”的第一步後，必須儘快走出在持續的外交努力下實現與鄰居和平共處的第二步來。（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