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美國想要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英國《衞報》3月16日文章，原題：應該摒棄“大學沒有精英色彩”的想法嗎   眾所周知，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的高等教育系統稱不上友好。在2021年10月的“國家保守主義”大會上，副總統萬斯直指美國大學為“敵人”，並指控它們代表文化精英主義、推行激進的左翼意識形態，並且無法培養符合勞動市場需求的學生。

近期，特朗普支持向大學捐贈基金徵税，並提議廢除負責聯邦佩爾助學金和大部分聯邦學生貸款項目的教育部。在其背後的眾多理由中，“大學是精英的遊樂場”的説法尤為常見，但同時也頗具矛盾之處。這一論調是共和黨為了重塑自身形象，讓自己成為工人階級利益和價值觀的捍衞者，與所謂進步主義建制派對立。然而，攻擊高等教育的“反精英”立場卻顯得頗為弔詭。

首先，特朗普和萬斯本人都畢業於常春藤聯盟院校，他們實際上更傾向於維護現有社會等級體系，而非打破它。更讓人困惑的是，他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常春藤盟校，而這些學校雖然的確主要服務精英階層，但在整個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所佔比例極小。其本科生總人數僅約6萬，不足全美本科生總數的0.5%。

更深層的矛盾在於，高等教育一直是美國社會最有效的社會流動引擎之一。它們本應是對抗財富與世襲特權所構成的“人造貴族制度”的天然解藥。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曾倡導在弗吉尼亞州建立一所公立大學，他主張：“大自然賦予貧富階層的才華是平等的，而自由的教育能使其變得值得託付，並有能力捍衞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雖然傑斐遜所創辦的弗吉尼亞大學最初僅接收白人男性，但他推動消除“財富門檻”本身已是重大進步。

此後的高等教育擴展，逐步涵蓋了原本被排除在外的羣體。19世紀上半葉，女子學院的興起改善了女性在社會中的邊緣地位，最終促成二戰後美國傳統男子學院向女性開放。同樣，歷史上的黑人院校為非裔美國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當代研究也證實了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的研究顯示，出生於最底層收入家庭的孩子如果上大學，進入最高收入階層的可能性要比未上大學者高4倍。

當然，現實中仍然存在阻礙社會流動的問題。低收入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比例遠低於富裕家庭的學生，而他們在最能提升收入水平的中等排名高校中的入學率，在過去20年間反而有所下降。

面對這一問題，解決方案應是增加而非減少對高等教育的投資。然而，新一屆政府針對美國高等教育的一系列舉措表明，他們並不真正關心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精英主義”問題。相反，其真實目標，可能是進一步加深社會經濟分裂，而不是推動平等。要看穿這一政治操弄，我們需要分清真正值得關注的“精英權力問題”和那些打擊高等教育、削弱社會流動的政策。高等教育一直以來是社會公平的重要推力，而非敵人。（作者卡洛·因弗尼齊-阿切蒂，劉雅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