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美國追憶“鍍金時代”，但莫刻舟求劍

*編者按：*美國政府在大行加徵關税等保護主義政策的過程中，表現出對19世紀“鍍金時代”的追憶和推崇，並試圖從中尋找“歷史背書”。但舊時的保護主義經驗能適用於今日的世界和今天的美國麼？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馬雪：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宋效軍：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院副院長

*廖崢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

今日美國想抄“鍍金時代”答案？

馬雪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台以來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美國開啓“黃金時代”的説法，並稱美國第25任總統麥金利當年“通過關税和才智”改變美國。不少分析認為，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的相關跡象表明，美國新政府正在對標19世紀下半葉的“鍍金時代”，美方當下的關税政策雖與1890年《麥金利關税法》相隔130多年，但兩者在戰略邏輯上形成跨越世紀的呼應。

美國“鍍金時代”通常是指從南北戰爭結束到19世紀末，即1870年至1900年左右。其間，美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經濟蓬勃發展，同時也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等問題。在此過程中，美國當時歷任政府很大程度上藉助以《麥金利關税法》為代表的高關税政策，逐步構建起內需驅動為主的工業化體系。彼時，美國之所以能借助保護主義推進工業化進程，主要基於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通過精密設計的差別關税率實現對產業的系統性保護。比如，美國當時在鋼鐵行業實施每噸進口鋼材徵税17美元的政策，相當於貨值的45%。這使美國鋼鐵業資本密度從1870年的每噸12美元提升至1900年的每噸68美元。二是將依靠關税創造的財政盈餘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回顧美國“鍍金時代”，關税在聯邦收入中的佔比從1880年的55%升至1894年的63%。聯邦政府財力大增並將關税收入的47%用於鐵路債券擔保，推動“橫貫北美大陸鐵路”的總里程從1869年的1776英里增至1900年的2萬英里。三是將關税帶來的國內工業品溢價轉化為企業利潤，企業再將部分利潤用於技工培訓進而形成人力資本積累，大幅提升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四是通過關税壁壘構建封閉市場，形成全球資源虹吸效應，吸引歐洲資本以直接投資形式進入美國。

這種保護主義推動了當時的美國工業產值躍升，但也確實存在結構性缺陷。一方面是導致資源配置扭曲。美國鋼鐵等行業在關税壁壘庇護下迅速形成垂直整合的托拉斯組織，例如卡內基鋼鐵公司藉助成本優勢實現規模擴張，1899年已經控制了全美大約70%的鋼鐵產能。壟斷企業通過限制產量、抬高價格獲取超額利潤，導致終端消費品價格指數上升37%，實際工資增長率卻滯後於生產力提升速度2.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是加劇經濟脆弱性。在聯邦政府資金支持下，美國當時的鐵路建設加速，但到了1893年，過度擴張的鐵路和鋼鐵行業債務鏈斷裂引發100多家銀行倒閉。這印證了保護主義的“雙刃劍”效應，即短期或能催生產能膨脹，長期卻會加劇經濟失衡。

除了保護主義的這些固有缺陷，今日美國執着於以關税等保護主義手段重振美國製造業，還忽視了世界經濟格局時移世易，21世紀的美國與19世紀的美國在經濟和貿易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本質區別。

美國“鍍金時代”高關税政策推動工業產值躍升的有效性，建立在全球貿易單線程流動的基礎上，即當時的貿易遵循“在這裏（英國）生產在那裏（美國）銷售”的簡單規則。而當今國際貿易流動呈網狀結構，大多數商品都是在跨越多國的生產鏈或價值鏈中生產和銷售。美國試圖緩解本國工業窘境，但高關税會抬升美國其他行業成本，使它們在面臨國際競爭時變得更加脆弱。

美國“鍍金時代”高關税政策推動社會發展的有效性，建立在聯邦財政盈餘的基礎上。以1890年為例，當時關税收入佔聯邦財政的57%左右；實施關税法後，1894年關税在聯邦收入中的佔比提升至63%。這使聯邦政府有能力通過鐵路債券擔保撬動社會資本，推動鐵路里程增長。但現在，美國聯邦財政處於赤字狀態。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6.75萬億美元，收入僅4.92萬億美元，財政赤字達到1.83萬億美元。況且，高關税已被證明對當前的美國財政增收有限，聯邦政府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依然困難。

在“鍍金時代”，美國藉助貫穿其間的保護主義建立起以內需驅動為主的工業化道路。追憶往昔，今日美國顯然是想“照抄答案”以重振製造業。但關税的有效性有其時代侷限性，其成本轉嫁能力隨產業鏈複雜度提升而衰減。因此，美國現在對高關税的執着無疑是刻舟求劍。

客觀認識“關税之王”

宋效軍

作為19世紀美國“鍍金時代”末期的總統，威廉·麥金利因其高關税政策在經濟史上留下獨特印記。美國總統特朗普毫不掩飾對麥金利的推崇，不僅稱其為“關税之王”，還試圖以麥金利當時的保護主義政策為美國當前的關税立場尋找“歷史背書”。

麥金利的政治生涯與經濟政策緊密相連。1896年，他以共和黨候選人身份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美國第25任總統。上台時，美國正從1893年的經濟蕭條中艱難復甦，工業界和工人階層對保護主義的呼聲高漲。麥金利順應這一呼聲，將高關税作為實現經濟復甦的主要抓手。他在任內推動的最重要立法是1897年的《丁利關税法》，將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税從41.5%提高到52%，部分商品如鋼鐵和羊毛的税率甚至接近57%。這一政策旨在保護美國東北部的工業和中西部的農業，麥金利堅信，通過設置貿易壁壘，美國工人和製造商能夠獲得喘息並重振經濟。

不可否認，《丁利關税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確實取得一些效果。1897年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低谷，工業生產顯著增長。數據顯示，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鋼鐵產量大幅提升，逐漸超越英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另外，高關税增加了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為經濟復甦提供了資金支持。由於進口減少而出口保持穩定，美國在這一時期實現貿易順差，工業信心得以恢復。這些在當時都被視為麥金利政策的成功。

但歷史的另一面，卻揭示了這些成就背後的代價。事實上，《丁利關税法》的實施伴隨着顯著的負面影響，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民眾生活成本上升。進口商品價格因高關税而上漲，導致普通家庭開支增加，歷史記錄顯示，1897年至1907年間美國生活成本上升了近33%。這種負擔對依賴進口原料的中小企業和消費者尤其構成壓力。與此同時，高關税引發國際貿易摩擦。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對美國商品實施報復性關税，短期內影響了美國出口商的利益，特別是農產品出口受到衝擊。另外，美國國內一些產業因缺乏競爭而效率低下，生產成本上升，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正因如此，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指出，總體而言，“鍍金時代”的關税政策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趨於中性，既未顯著促進增長也未造成嚴重損害，但其資源錯配和社會分化的後果不容忽視。

麥金利政策的效果與其設計初衷和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的美國正處於19世紀工業化初期，國內市場相對封閉，全球貿易體系尚未像今天這樣深度交織。高關税在彼時的環境下發揮一定作用，但也埋下隱患。麥金利本人後期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丁利關税法》中加入了互助條款，允許總統通過談判降低某些商品的關税，以換取外國對美國出口的優惠待遇。但這一靈活性未能完全抵消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更令人深思的是，麥金利的保護主義願景逐漸被其任內的帝國擴張所取代。1898年的美西戰爭和隨後的殖民行動使美國捲入海外衝突，他最初強調的國內經濟福祉被更大的軍事和領土野心沖淡，原本以經濟保護主義為核心的政策目標被削弱。這一轉變表明，即便是麥金利本人，其政策目標也可能發生偏移。

美國一些人現在追憶“鍍金時代”並推崇麥金利，顯然是看到了其政策在特定歷史時期取得的一定成效，卻選擇性地忽略了其背後的複雜性以及相關副作用，尤其是那些對民眾、經貿關係和產業效率的負面影響。因此，理解這位“關税之王”的關鍵，正是在於客觀。對麥金利的這種選擇性誤讀也在提醒人們，制定現代貿易政策時，不能再依賴高關税的單邊手段，而應在促進國內產業與維持全球合作之間加以平衡。

以保護主義推“再工業化”，難

廖崢嶸

美國本輪“再工業化”進程，被普遍認為始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隨後開啓的奧巴馬政府時期。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國內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脱節，“產業空心化”成為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嚴重問題。奧巴馬上台後醖釀出台《製造業促進法》，並且推出“買美國貨”“五年出口倍增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試圖推動美國製造業復興。之後，雖然口號和具體策略有所不同，但“特朗普1.0”時期以及拜登政府基本都延續了促進國內製造業復興或“再工業化”進程。

十多年後來看，美國“再工業化”效果如何？客觀地説收效不大。雖然就微觀層面而言，確實有些企業前往美國新建工廠，產業投資有所迴流，但就整體情況來看，製造業在美國整體工業產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並未出現顯著提升。這也是美國政府近年來心態上更焦慮、政策上更激進的背景之一。

美國總統特朗普二次上台以來，把製造業不景氣的“痛感”及影響進一步引申和放大了。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科技、人才等諸多方面依然保持領先，但美國新政府不斷強調製造業衰退給美國整體發展乃至綜合實力造成嚴重影響，比如就業、毒品濫用等經濟社會問題。在此語境下，美國“鐵鏽帶”導致當地一代人的“悲歌”，也成為美國近年來各種選舉以及政府施政中的一個參照或説辭。就此邏輯延展下去，美國還把所謂的國防工業能力不足、造船業“困境”等問題，都或多或少地歸咎於製造業衰退。這樣的現狀被“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後，演變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美國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的政策調整尺度更大，也更具顛覆性和破壞性。過去十多年來美國“再工業化”進程的總體邏輯是“缺哪補哪”，通過加大投資、發放補貼以及政治施壓等手段推動企業和資金“迴流”。但鑑於這些做法效果有限，美國新政府轉向“大拆大建”，試圖將現有國際經貿體系推倒重來，建構對於美國來説“更加公平”的新規則新體系，不惜犧牲其他眾多國家的利益來幫助美國解決“產業空心化”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問題，進而使美國維持在世界上的“絕對優勢”和霸權地位。

在這樣的理念下，美國新政府試圖推動美元體系重構，一方面想通過推動美元適度貶值，刺激出口和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另一方面又想繼續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不容其他國家推動“去美元化”進程，因為美元一直是美國霸權地位的一個關鍵支撐。但問題是，這種“既要又要”的操作本身就有相互齟齬和矛盾之處，為此華盛頓不得不在兩者之間進行艱難平衡。另外，對外大規模地加徵關税和威脅實施“對等關税”等措施，底層邏輯也是追求美方認為的所謂“貿易平等”，同時逼迫製造業企業與投資回到美國本土，進而產生促進就業和重振經濟的綜合效應。

正是在急於推動美國“再工業化”並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過程中，“美國優先”原則愈演愈烈，美國也進一步轉向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美國“鍍金時代”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當時特定的時代和歷史背景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關税措施或保護主義崛起為工業大國。但正所謂今時不同往日，在世界經濟已經被深深打上全球化烙印，國際經貿各參與方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各環節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背景下，美國還想靠大搞貿易壁壘和保護主義實現製造業振興，已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