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中日韓合作，如何“風雨不改同舟”？

編者按：在日前結束的第11次中日韓外長會上，王毅外長的“有風有雨是常態，風雨無阻是心態”，是對中日韓合作的精準定調。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中日韓三國要克服哪些挑戰，才能堅定地“風雨同舟”？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嘉賓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周永生：*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詹德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

*畢穎達：*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超越狹隘眼光，中日韓合作前景大於競爭

周永生

中日韓三國合作經歷了諸多風雨，但跨越分歧和障礙，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進三國之間的合作，是走向1+1+1＞3的必由之路。

客觀上來説，作為東亞核心的三大經濟體，中日韓三國在諸多領域存在競爭。在經貿上，中日韓三國都屬於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在汽車、鋼鐵、造船等領域同場競技；在科研創新上，日韓兩國在半導體等領域擁有先發優勢，而中國在追趕中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績，日韓的一些關鍵技術也開始需要中方企業的專利許可；在文化影響力上，韓國的“韓流”、韓劇，日本的動漫、音樂以及中國的影視、遊戲近年來百花齊放，在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各自拓展着受眾羣體，也在彼此影響中不斷成長。

跳出盯着競爭的狹隘眼光，中日韓產業互補，經貿合作領域的成果之多、規模之大不容忽視。在經貿領域，中日韓三國彼此深度交融、互為重要市場。從1999年到2023年，三國貿易額從1300億美元增至超7000億美元。韓國的半導體、汽車零部件，日本的高端製造業產品、化工產品都大量銷往中國，而中國的農產品、家電、工業製成品也在不斷拓展日韓市場份額。

在產業領域，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完善的製造業體系，有效促進了中日、中韓企業在產業鏈和供應鏈上的高度協同。例如，三星在西安建設的閃存芯片（NAND）工廠月產量最高可達25萬片晶圓，約佔三星電子NAND總產量的40%；前不久，豐田也宣佈在上海設廠，依託長三角地區先進成熟的產業鏈基礎、物流網絡、人才體系及市場規模打造純電動車高端產品線。這是豐田這一傳統車企邁出電動化轉型的重要一步，也只有中國能為其提供轉型升級的最佳土壤。

雖然現階段中日韓經貿合作看上去十分火熱，但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截至2023年，三國間的貿易依存度不足20%，遠低於歐盟（65.7%）和北美自貿區（40.2%）。自2012年以來，中日韓自貿協定（FTA）談判雖已進行了16輪，但經貿合作制度型安排仍尚不完善。據估計，中日韓自貿區一旦建成，將形成一個擁有15.87億消費者，地區生產總值（GDP）佔世界GDP總量23.4%、三國間貿易額約佔世界總量18.7%的巨大經濟圈。因此，加快FTA談判，將是落實《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的重頭戲。

在現代全球市場中，競爭與合作相伴相生，貫穿始終。要實現中日韓三國的共同繁榮，必須跳出零和博弈的狹隘視角，以合作共贏為出發點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化交流互鑑、加強多邊協作，從而為三國民眾、地區和世界帶來福祉。具體應從三方面入手：

第一，加速推進FTA談判，儘快落實經貿合作制度型安排，努力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一旦關税壁壘被打破，商品與服務、人員與勞動、資本與利益、技術標準與政策協調等都將自由流動，帶動區域經濟加速增長。同時，針對公共衞生、銀髮經濟等新興產業領域，三國間緊密協作將有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帶動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第二，在經貿制度型合作之外，要着力開展科研合作與成果共享，打造亞洲科技創新高地。在科研領域，中日韓三國各擅勝場，如日本的材料科學、精密機牀，韓國的半導體芯片製造、生物化學，中國的航空航天、人工智能、5G通信等。若能深化科研合作，打通專利互認、人才培養等多領域合作渠道，就可以實現東北亞高科技產業集羣的區域化崛起，同步提升三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發力公共外交，加深中日韓民間的交流互鑑。中日韓三國曆史糾葛很深，推動區域一體化合作僅憑經濟手段是不夠的，必須深化民間基礎，厚植友好情緒。中國陸續放寬免籤政策提供了一個好的榜樣，日韓也隨之提供了旅遊便利化措施，釋放了積極信號。如今，三國民眾間的理解和友好感情正逐步加深，也為三國合作構築了更強的感情基礎。

“危機驅動”是中日韓合作鮮明特點

詹德斌

歷史遺留問題、領土爭端以及外部因素影響，是中日韓在合作過程中的三大挑戰，其中尤以美國的干預最為明顯。但在美國新一屆政府全面推行“美國優先”的背景下，三國合作既面臨新的困難，同時也迎來難得的機遇。

中日韓合作機制有着鮮明的“危機驅動”特點，是因為其本來就是在危機中應運而生的。1997年亞洲經歷金融危機肆虐後，1999年11月，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出席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期間，啓動了三國在“10+3”框架內的合作，並於次年三方進一步確立了非正式定期會晤機制。

在應對外部危機的過程中，中日韓合作也不斷成熟、壯大。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進而導致了全球性經濟危機。當年12月，中日韓領導人首次在“10+3”框架外舉行會議，決定在保留“10+3”領導人會議的同時，將三國領導人單獨舉行會議機制化。經歷疫情等一系列波折，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於去年在韓國首爾舉行，而三方正就今年年內舉行第十次會議展開積極溝通。

中日韓三國合作啓動以來，在共同推動東亞地區和平穩定與經濟一體化進程方面取得了諸多積極成果。中日韓三國一方面通過定期領導人會議確立制度化合作路徑，為三國長期協作搭建起穩定的框架；另一方面通過貿易、投資和產業鏈協同，強化了區域經濟韌性‌。此外，通過在公共衞生、氣候變化、少子化老齡化等熱點領域合作，將三國合作領域擴大到了非傳統安全領域，三國合作的基礎正不斷加固。

‌近年來，國際格局變亂交織、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地區衝突和全球經濟動盪讓中日韓三國在“危機驅動”模式下越走越近。而美國政治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讓這一趨勢進一步加速。無論是推行保護主義政策、嚴重擾亂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還是要求日韓兩國提高國防預算、增加“保護費”，新一屆美國政府不僅加劇了日美、韓美經濟摩擦，也加深了兩國的安全憂慮，讓日韓重新審視對美依賴和中日韓合作的天平。這客觀上為中日韓再次迎難而上、共同克服危機提供了難得的窗口期。無論是王毅外長提出的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還是打造“中日韓+”合作模式，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其思路都是通過區域一體化增強經濟韌性，將三國合作嵌入更廣泛的區域框架，壓縮美國直接施壓的空間。

然而，儘管中日韓合作前景廣闊，美國對日韓的深度綁定依然是最大的外部障礙。首先，美國與日韓的軍事同盟關係牢牢掌控日韓安全政策，日韓在安全問題上不得不更多考慮美國的戰略利益，而這可能對中日韓推進相關領域合作產生制約。其次，美國大力推行“印太經濟框架”（IPEF）、“芯片四方聯盟”（CHIP4）等機制，從經貿、科技等多個領域試圖切斷三國合作。儘管不少日韓企業出於在華經營需要能一定程度上抵制“脱鈎”，但這些負面影響勢必會在經貿、科技合作上有所反映，增加日韓企業擔憂，削弱其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積極性。最後，要想改變日韓外交政策走向對美“緊跟”的習慣，非一朝一夕之功。例如日本雖在經濟上對華頻頻示好，但在台海、南海問題上仍要配合美國表態，導致中日關係幾次反覆。只要不能徹底治好日韓的對美“依賴症”，中日韓合作就必然要在外部風雨下“負重前行”。

因此，中日韓合作的前景取決於三國能否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保持合作的定力與韌性。若能在維護核心利益與擴大共同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中日韓合作或將成為改寫亞太地緣格局的關鍵力量，成為全球動盪中帶來安全、穩定、繁榮的“定海神針”。正如日本學者所言，三國合作的意義不僅在於應對當下危機，更在於為“亞洲命運共同體”提供一種可能性——一個不再被外部霸權主導的、自主的東方未來。

要保持“風雨無阻”的戰略決心

畢穎達

隨着世界經濟復甦乏力、全球化退潮加速，保護主義、民族主義情緒日益強烈，大國博弈加劇，地區衝突進入活躍期，且呈現長期化趨勢。“不確定性”成為近一段時間國際關係的熱詞。

作為“不確定性”的代表，新一屆美國政府履職60多天來，帶給世界無差別的“急風驟雨”。這也讓身份有別的中日韓三國在風雨飄搖中找到了更多共同點：關税大棒的單邊主義脅迫不僅砸向中國，日韓也同樣未獲倖免，甚至在軍費上還要承受額外的壓迫和敲詐。

由於日韓兩國在安保上長期對美依賴，美方在經濟上敲詐日、韓的同時，在同盟成本分擔問題上也持續向二者施壓。一旦日、韓顯露出“離心”跡象，美國便會毫不留情地動用制度性手段進行壓制。前段時間美國將韓國列為“敏感國家”，就是為防止韓國走向戰略自主而採取的“先手”。

日本的處境同樣不容樂觀。除了關税、同盟成本分擔等壓力外，美國政府謀劃中的新經濟金融構想——“海湖莊園協議”喚醒了日本對“廣場協議”的PTSD（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就現階段的討論來看，“海湖莊園協議”除了對主要對美貿易順差國加徵關税外，可能還要在金融領域實行“弱美元”政策，同時推進“化債”，即降低美元的價值和利率，以減輕債務負擔。其中的一項重要舉措是要求盟友購買超長期低息甚或零息債券，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護，美國則能借機重整全球金融秩序。換句話説，這就是對主要美債持有國的變相劫掠。雖然“海湖莊園協議”目前尚未被正式確認，但只鱗片甲已足以讓不少國家恐慌。尤其是因“廣場協議”導致發展被攔腰打斷、出現“失落的三十年”的日本，甚至出現了“如何抵禦第二次‘廣場協議’”的相關討論。

在這樣的風險與挑戰面前，中日韓三國有着相似的處境，同舟共濟、力克時艱本是理所應當。但遺憾的是，在東北亞地區還沒有建立起足以共同對抗外部“風雨”的多邊合作機制，在行動上也尚無法經常性地協調一致。中國一貫反對國際社會中的單邊主義霸凌行為，但獨木難支；而從歐洲到日韓，由於考慮到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往往不會正面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徑，而大都會抱着僥倖心理，習慣性地嘗試尋求美國的“特別豁免”，甚至不惜出賣其他國家利益。然而事實已經反覆證明，這種模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深對美“依賴症”。 

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一衣帶水的中日韓三國無論從地理上、文化上還是政治上，都有着“同舟”的潛力。而面對外部愈來愈甚的“風雨”，當務之急是堅定“風急雨驟，不改同舟”的信念，從過去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以務實的態度擱置爭議、克服困難、深化合作，從學會“抱團取暖”，邁向“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正如王毅所言：“有風有雨是常態，風雨無阻是心態。”客觀上要認清中日韓合作所將面臨的內部挑戰和外部阻力，同時瞄準合作的目標與路徑，着眼長遠，互助互利，保持“風雨無阻”的戰略決心和意志，在守護長期利益和根本利益的道路上堅定同行。也只有這樣，才能推動中日韓合作提質升級，更加成熟、更加穩定、更富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