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啓平：紮根西部 為孩子點亮心燈
朱啓平是校門口包子店的“大客户”。
貴州省畢節市第一中學在城郊，馬路對面有家包子店。這天中午，包子店裏的燒麥、饅頭、包子在蒸籠裏冒着熱騰騰的白氣。朱啓平給店老闆付了早上的包子錢——175元。他笑道：“這些孩子嘴很刁，只愛吃這家的肉包子。”
2013年，朱啓平從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來到畢節一中工作。自打這屆學生上了高三，這名班主任兼歷史教師總想給孩子們調劑一下口味。學生點名要吃包子，朱啓平請了4頓，大約花了800元。
朱啓平圓圓的臉上總是帶着笑，一笑起來，這雙不算大的眼睛就更小了。這雙眼睛見過大山裏的煤油燈，朱啓平從小生活的村莊，直到2008年才通電；小學畢業的暑假，這雙眼睛在山間尋覓野生楊梅、中藥材，花了兩個月湊夠了100多元學費；在他上初中之前，這雙眼睛見過的最大的商業中心是鄉鎮的集市。
只有説起過去，眼角的笑意才會消失在皺紋裏，這張臉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為滄桑。
給學生寫留言、寫生日賀卡時，朱啓平的署名是“永遠十七歲啓平哥”。17歲那年，他在學校食堂的電視上看到，時任總理温家寶宣佈在6所大學試點“師範生免費教育制度”。朱啓平牢牢記住了第一所學校——北京師範大學。
經歷了第三次高考後，朱啓平考入北師大，帶着200元來到北京。面對新老師、新同學，這個來自大山深處的年輕人鼓足了勇氣才站起來，用濃重的貴州口音作了自我介紹，那時他唯一可以驕傲的就是“能以40公斤的體重，扛起50公斤重的水泥”。
因為沉重的自卑、對賺錢的強烈渴望，讀大學後，他曾陷入越來越深的情緒漩渦，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被抑鬱症困擾時，朱啓平組建了支教團，帶同學趁寒暑假時回家鄉的小村莊支教，他用勤工儉學賺的微薄收入來支撐這個團隊。家鄉孩子們渴盼的眼神讓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氣：“被需要的感覺，讓我覺得自己活着有價值。”
在畢節一中工作之初，朱啓平班裏的學生中考成績普遍只有300多分，學生們貪玩、學習習慣不好。那是朱啓平下功夫最大的一屆。
他幾乎從早到晚盯在教室，班裏少了人，就去學校附近的網吧挨個找，有時半夜兩三點把學生從網吧揪出來。
他一遍一遍地讓學生背書、做題，誰背不過就不能去吃飯。為了不讓學生餓着肚子，又偷偷準備好麪包、牛奶。
在畢節一中歷史教研組組長羅豔瓊看來，朱啓平當時一心撲在學生身上——學生英語基礎不好，朱啓平就去學英語、背單詞，學會了再來教學生；學生的數學基礎特別差，朱啓平先去學小學、初中的數學，再帶着學生一起學。
2013年秋季學期，他帶的高一學生即將迎來第一次考試。朱啓平不放心，考試的前一天晚上，他樓上樓下地跑，給幾個班的學生強調答題要點，“講得太興奮了，不小心從樓梯上摔下來，拄了兩個月枴杖”。
可是，下功夫最多的第一屆學生，反倒跟他不太親，這讓朱啓平有些失落。工作多年後，他反思當時的教育方式：太看重成績，把學生逼得太緊了。
相比於學習成績，如今朱啓平更關注學生的心理健康。朱啓平想了很多辦法走進孩子們的內心：“六一”國際兒童節，給學生買棒棒糖和玩具；讓學生在作業本上寫下自己的困惑，他批作業時挨個回覆；工作10多年，用北京師範大學的明信片給學生寫了1700多張生日賀卡；一下課就去班裏轉悠，跟同學們聊天……
在2019級學生文洋的記憶中，每當期中、期末等大考之後，啓平老師走進班裏，第一句話從來不會聊成績，他買來熱騰騰的洋芋粑、五彩繽紛的棒棒糖，大家邊吃邊聊學習。
朱啓平身上幾乎沒有教師的威嚴感，偶爾和學生講起自己的過去，也是笑呵呵的：小學畢業的考試成績僅比初中錄取線高0.5分；參加了3次高考才考上心儀的北京師範大學；學開車怎麼都學不會，前後換了12個教練……
面對這樣坦誠的老師，學生們也不吝惜自己的真誠。有一年，全班同學寫了滿滿一本心裏話，作為教師節禮物送給朱啓平。
朱啓平感覺，前些年，只有上課能將他從抑鬱症的陰影中短暫解放出來，走下講台，就像換了個人，“學生們可能看到過我走出教室時偷偷抹眼淚”。
面對這樣“脆弱”的老師，學生反而像個“小家長”，護着自己的老師。2020年，朱啓平參加優質課比賽，只得到二等獎。朱啓平自認為教學水平沒問題——他每年花數千元買北京四中等名校課程學習，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體系，學生即便不死記硬背也能考得很好。但他的普通話實在太差了——大學時考了8次才考到“二級乙等”，勉強通過普通話等級考試。
文洋記得，那段時間，他們幾個同學給啓平老師的講稿上逐字註明拼音，督促他每天背誦。學生輪流“值班”，趁課間、晚自習後聽朱啓平試講，揪出讀錯的地方。
每次試講需要二三十分鐘，朱啓平前前後後講了20多遍，一邊糾正讀音，一邊調整授課思路，這樣練習了足足半年。
有個學生語重心長地給朱啓平寫小紙條：“啓平啊，你是我xx班的班主任，可不能給我們丟人啊！”朱啓平也確實沒給學生丟人——再次參賽，他毫無懸念地獲得第一名。
朱啓平説：“雖然大家都説我付出了很多，但其實我在學生那裏獲得的滋養更多。”
自2009年確診，他跟抑鬱症抗爭了10年，終於宣告勝利。但是，朱啓平心底的自卑、匱乏感卻依然揮之不去。
即便工作多年，朱啓平的家裏也不算富裕。2024年，朱啓平獲得教育部“基層就業卓越獎”。他和妻子商量後，決定將税後2.4萬元獎金全部拿出來，1萬元加入“晨曦微光助學金”，為家庭貧困的學生解決部分生活費，這項資助始於朱啓平參加工作，已經持續了十幾年。另外1.4萬元用於設立“晨曦微光獎學金”，給家境貧困、成績優秀的初中生每人資助500元，點亮“微光”。“晨曦路”是他和妻子在北師大校園相識的地方。
自從捐出這筆獎金，朱啓平發現盤桓在心底的自卑和匱乏感消失了，“我終於有能力給予了，這讓我覺得自己很富足”。
工作進入第12個年頭，他有了兩個年幼的孩子，父親身體不好，妻子同為高中教師、工作繁忙。朱啓平愈發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他開始學着放手：以前他把知識梳理好“喂”給學生，如今他只給出思路和框架，讓學生梳理細節。
朱啓平不再摁着學生背書，AI技術的興起增加了他的危機感。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是鍛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朱啓平喜歡看書，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更是讀了又讀。蘇霍姆林斯基一再強調，要尊重孩子、愛孩子，學校的任務是“培養美好的情感和品質”。這位享譽世界的教育家，終其一生都是小鎮教師，可是他的教育理論，影響了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教師。
朱啓平用這位教育家的經歷鼓勵自己，他説：“回到家鄉，能最大程度地實現我的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