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對歐洲戰略轉向，三點提醒

近期，地處歐亞大陸西端的歐洲政要密集訪問位於東方的中國、東盟和中亞多國，形成外交行動向東看的局面。在今年初美國新政府執政以來歐美關係發生劇烈變化的大背景下觀察，可以明顯看到，歐洲政要頻繁訪問亞洲彰顯出歐洲外交面對華盛頓的衝擊正在進行的戰略轉向，亞洲是重點地區。

首先是跨大西洋關係破裂，歐洲外交戰略的基石動搖。二戰後的跨大西洋關係曾經是連接歐美抵禦蘇聯與東歐對手的堅實紐帶，是歐盟和各成員國外交戰略與政策的基石和依賴。這一局勢在冷戰後隨着對手的消失而受到根本的動搖，並且越來越成為美國的負擔，美國早有“脱歐東向”之意。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就曾指出，歐洲在安全戰略方面完全指望美國的時代過去了，“歐洲人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雖然受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來自美國的第一波衝擊波的打擊，歐洲依然以自己的想象定義歐美關係，希望用“價值觀同盟”持久拉住美國，直到特朗普再次執政發出了更猛烈的第二波衝擊，歐洲才開始驚醒，意識到歐洲“價值觀外交”與美國“交易外交”的價值分裂，不僅如此，後者對歐洲而言是現實的威脅。法國總統馬克龍在3月5日的全國電視演講中開宗明義地提到歐洲正面臨着東部的戰爭威脅和美國發起的“全面貿易戰”威脅，歐洲必須奮起自衞，不能讓莫斯科或華盛頓決定歐洲的未來。

其次，與歐洲成為全球安全焦點不同，亞洲的穩定與發展越來越引起全球關注。與歐洲學者討論國際問題，亞洲學界同行常感言，亞洲人思考問題的方法是多元的，任何問題總有妥協與解決的方案，而不是線性的，只顧其一，不及其餘，比如和平問題，不是武器越多、越精，和平的機會就越多。軍隊與武器是和平穩定的重要支撐，但不是全部。歐洲的歷史表明，以武力促和平的時期總是短暫的，二戰後維持了70多年的和平繁榮根本上歸功於建立在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的各國和解與共同發展。而冷戰後軍事一體化不斷挺進和經濟一體化顯著滯後，導致歐洲軍事與經濟失衡，不斷積累矛盾，促發衝突，使歐洲和歐洲邊緣出現當今世界的最慘烈戰場。與歐洲不同，亞洲各國雖有矛盾，但整體上保持着和平穩定、繁榮發展，這常常被譽為“亞洲模式”。這一模式的特點是對經濟發展的熱情和對軍事安全的剋制，持續保持軍事與經濟之間平衡是亞洲持續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令人擔憂的是，美國不斷加強其自身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也不斷促使一些國家增強軍備，已有的軍事經濟平衡受到蠶食。筆者也注意到，歐洲國家聲稱要為亞洲的“區域安全作貢獻”，包括此次法國外長巴羅訪問亞洲途中就強調“戴高樂”號航母打擊羣在亞洲巡航的“重要意義”。亞洲需要的是經濟發展，不是軍事炫耀，歐洲不應把軍事與經濟失衡導致衝突與戰爭的失敗經驗推向亞洲。歐洲需要意識到，歐洲歷史上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沒有給這個地區帶來任何和平與繁榮。

最後，歐盟應從自身利益和全球戰略角度定義與發展中歐關係，而不是搞權宜之計。今年是中歐建交50週年，50年雙邊關係的發展是國際關係歷史中珍貴的成功故事。中歐的密切交往，不僅增進了雙方的發展與福祉，也帶動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日益密切的物質和人員交流，促進了這個歷史上戰火蔓延的大陸的整體和平與發展，這是中歐合作的成果，也是中歐雙方在當前動盪的世界中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歷史責任。整體上，中歐關係是當今世界上體量大、基礎穩、可預期的“超大型關係”，是中歐雙方的財富和共同塑造未來的堅實基礎。歐洲需要意識到，中歐關係不是歐美關係受到挫折後的替代，也不是歐洲謀求“亞洲存在”戰略中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搞平衡的對象。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的快速發展與力量增強不斷改變着中歐關係的結構，使歐洲面臨着不斷平衡中歐關係的壓力，同樣，中國也需要適應和調整不斷變化的中歐關係。這就需要雙方有問題意識，更要有協商解決問題的意志。如果歐洲把發展的問題簡單化地歸責於不同的制度，把對方確立為制度對手不僅解決不了矛盾，反而固化，甚至深化矛盾，於人於己都無裨益。可以説，基於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外交”給歐盟外交帶來的是麻煩與困惑，而不是利益。關鍵是要相互尊重，從多元的視角理解問題、管理好分歧，核心是實現利益平衡，正如中歐領導人年初通話中所指出的，雙方有能力、也有智慧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解決存在的問題，共同開闢下一個值得期待的50年。（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