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跨大西洋“右翼共振”對歐洲意味着什麼？

*編者按：*極右翼力量的發展壯大給歐洲主要國家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巨大影響。新近引發關注的美歐“右翼共振”，又使這種影響更加複雜化了。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董一凡：*北京語言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員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王朔：*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美歐右翼聯動但潛在衝突難避

董一凡

自2024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以來，歐美右翼力量雙雙崛起並同頻共振的現象引發國際輿論界和戰略界廣泛關注。先是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先於其他歐洲國家領導人前往海湖莊園，後有美國新政府高層頻頻為德國選擇黨等歐洲極右翼政黨站台，甚至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直言抨擊歐洲建制派“不接納右翼”“違背民主原則”等。歐洲右翼或極右翼領導人也將與美國保守派互動作為壯大聲勢的一項舉措。

實際上，歐美之間右翼聯動的趨勢並非今日才有，早在2016年英國尚未“脱歐”、美國“特朗普浪潮”剛剛起勢的時候，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德國艾伯特基金會等機構即有相關分析研判。時至當下，美歐右翼聯動更趨緊密，背後有着西方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某些重要驅動因素。

其一，歐美右翼力量都有各自的政治需求。近年來，歐美中下階層普遍擔憂的一些問題不斷加劇，並對普通民眾經濟地位、社會處境等造成巨大沖擊，比如難民和非法移民、民生和社會治安等問題，在美國和歐洲均不同程度地引發關切。在此背景之下，越來越多民眾對於傳統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實踐抱以懷疑甚至反對態度；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則高舉“法治”“秩序”和傳統價值觀等大旗，對歐美民眾特別是中下階層白人羣體的吸引力陡然增加。與此同時，美歐右翼或極右翼力量視彼此為意識形態理念接近以及藉以應對各自國內政治對手的“隊友”，將彼此發展壯大當作相互借力的依託。

其二，歐美科技資本力量的介入極大改變了政治運行的維度。當前，美國以硅谷和幾大數字巨頭為代表的科技資本，已經從全力支持民主黨及其所謂的“多邊主義”議程，轉向押注保守派政治理念與實踐，並於大選前後在資金、技術以及輿論等方面加大對共和黨的支持。與此同時，歐洲右翼或極右翼力量也憑藉靈活高效運用社交媒體和吸引眼球的傳播方式擴大政治影響。而且，不斷爭取科技力量的支持和背書，某種程度上也能為歐洲右翼或極右翼黨派在未來選舉中獲得更大進展積蓄力量。

美歐右翼力量同頻共振以及歐洲本土極右翼力量持續壯大，對於歐洲自身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影響無疑是多元和複雜的。

從歐洲主要國家內部政治環境來看，未來歐洲各國趨向保守和自我保護的趨勢還會上升。雖然德國、奧地利、法國等傳統政黨極力構建“防火牆”以阻擋極右翼政黨參與執政，但極右翼力量紮根和壯大的土壤與環境仍在，這決定了它們前進的步伐不會停止。隨着維持“極右翼防火牆”的成本與日俱增，傳統政黨加強合作與政策分歧之間的張力將會增大。

在歐盟層面，歐洲部分極右翼力量在“主流化”進程中逐漸站穩腳跟，之後在政策上可能偏離作為權宜之計的“政治正確”軌道而回歸其本來偏好。比如，在俄烏衝突問題上，意大利極右翼政府已經不再為了照顧歐盟整體立場而那麼堅定地支持“援烏抗俄”，而是逐漸向美國新政府的立場靠攏，歐盟內部聲音也將因此變得更為多元。

從歐美關係層面來看，大西洋兩岸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的一個共同趨向就是迴歸民族主義，所以未來可能會因各自版本的“本國優先”政策導致彼此矛盾激化。比如，隨着美國新政府不斷推進單邊關税措施，誓言保護本國產業和其他相關利益的歐洲極右翼力量將不得不奮起反擊，美歐右翼保守勢力可能會由現在的共振和聯動轉向相互牴觸和衝突。

遭遇逆風，但非逆轉

簡軍波

儘管極右翼的選擇黨在今年德國聯邦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但得票率排在第一的中右翼聯盟黨決定與排在第三的中左翼社民黨展開組閣談判，以傳統政黨聯合的方式阻擊極右翼力量在德國參與執政。這一幕，與稍早時候奧地利的情形如出一轍。該國傳統意義上的三個政黨經過長達5個月談判組建聯合政府，將在去年9月大選中成為第一大黨的極右翼政黨奧地利自由黨排除在外。基於這些現象以及其他一些複雜因素，有觀察認為歐洲極右翼力量正在遭遇越來越強的逆風。

筆者認為，雖然暫時遭遇一定阻力，但極右翼在歐洲發展壯大的勢頭難以發生根本逆轉。回顧歷史可以發現，極右翼思潮在歐洲長期存在。二戰之後，歐洲國家經濟復興和社會發展總體平穩，極右翼力量沒有獲得太多擴張空間。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經濟動盪頻仍、難民問題持續，歐洲各國民眾對傳統政黨的政策理念不滿日增，極右翼思潮和政黨則獲得越來越多關注。

目前來看，歐洲的經濟社會現實為極右翼繼續壯大提供了土壤。首先，非法移民和難民問題依然嚴峻。雖然在歐洲各國政策整體收緊的背景下，湧入歐洲的移民難民數量有所縮減，申根區政策也在朝着限制難民移民流動的方向進行調整，但一方面，歐洲一些國家內部已經聚集了為數眾多的中東北非難民，由此引發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矛盾與問題還在不斷髮酵；另一方面，地區衝突和氣候變化等問題還會帶來更多潛在難民和非法移民，歐洲想要徹底將其拒之門外實屬困難。

其次，歐洲經濟何時能夠走出低迷尚難確定。2010年前後遭遇歐債危機重創後，歐洲經濟復甦進程緩慢，接着又連遭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衝擊，可謂雪上加霜。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歐元區和歐盟GDP增長分別只有0.7%和0.8%。歐盟主要國家經濟不振和通脹壓力持續等因素朝着民眾日常生活層面傳導，傳統中左翼、中右翼政黨在改善當前經濟形勢和穩定國內秩序等方面難以提出有效對策，民眾對其能力的質疑不斷累積，開始越來越多轉向傳統主流政黨之外尋找其他可能選擇，極右翼政黨政策主張的吸引力隨之上升。

第三，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範圍內回潮，對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歐洲極右翼力量持續擴張的國際背景。過去，西方發達國家標榜“民主自由”和“開放市場”等一套話語，但在自身實力相對衰落、霸權維繫愈發困難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盛行，表現為反建制、反全球化和身份政治等，對外則表現為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等操作。雖然經濟全球化大勢難改，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短時間內可能難以扭轉和消除，這些將使歐洲極右翼力量不斷獲得“國際回聲”。

要想在歐洲政治議程中更大程度地站上前排甚至參與執政，極右翼力量確實還面臨着不少挑戰。比如，歐洲一些極右翼政黨之間差異較大，難以在歐洲層面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和立場共識；不同國家的極右翼政黨處境也不相同，甚至在歐洲議會分屬不同黨團。再如，一些極右翼政黨近年來發展過快，理念協調和人才儲備等方面存在不足；歐洲傳統主流政黨仍在奮力構築和維繫各種形式的“極右翼防火牆”；歐洲民眾雖然開始將注意力更多投向極右翼力量，但對其部分激進主張仍有疑慮。

放眼未來，歐洲政治光譜裏的不少傳統政黨可能會更大程度地“右轉”，以吸引選民。與此同時，極右翼政黨為了追求“合法性”和執政地位，也會在一些激進主張上有所收縮。這些變化將使極右翼力量獲得更多支持。不過，歐洲這些政黨之間立場調適和此消彼長的過程延續多久，將給歐洲帶來何種影響，都還有待觀察。

歐洲一體化前途繫於“初心不改”

王朔

歐洲到底怎麼了？外有烏克蘭危機延宕難解、跨大西洋關係陡然緊張，內有經濟不振、政治碎片化加劇，加之民粹主義快速崛起、歐美右翼或極右翼同頻共振，這些都使歐洲一體化進程遭受嚴重衝擊。歐洲一體化還能繼續推進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追溯二戰結束後歐洲緣何走向一體化，以及當年的條件而今發生了何種變化。

根本而言，歐洲一體化的“初心”在於實現和平與發展。一方面，避免戰爭是歐洲聯合的重要訴求。歐洲在二戰中遭受沉重打擊，經濟潛力被削弱50%以上，如果再按以往邏輯走下去，難有光明前途。同時，冷戰時期的安全困境也使歐洲各國傾向於摒棄前嫌、聯合自強，以免淪為美蘇爭霸的犧牲品。歐洲一體化進程，正是在這種安全動力下得以啓動。

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是歐洲聯合的現實需求。美國政治學者安德魯·莫勞夫奇克在《歐洲的抉擇》一書中説，歐洲一體化的根本原因是過去半個世紀歐洲大陸面臨的一系列共同經濟挑戰所帶來的。從最早的煤鋼聯盟，到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到歐盟及歐元區，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特殊的背景因素。但毫無疑問的是，歐洲單一大市場促成區域內人、財、物的自由流動，給各成員國發展帶來“1+1>2”的系統效應，歐元的誕生更帶來了巨大經濟收益，這些都是歐洲一體化得以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

當前，歐洲一體化確實遇到一些結構性問題。經濟方面，單一大市場的收益仍在，但紅利分配存在突出矛盾。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2009年歐債危機的影響至今猶存。歐元區中的北部國家本就製造業強、出口多，南部國家制造業弱、出口少，結果就是一邊經濟強勁、盈餘不斷，另一邊借貸消費、債務累積，歐洲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危機發生後，北部國家指責南部國家“懶惰”，南部指責北部“剝削”。換而言之，隨着制度紅利邊際收益遞減，歐盟以及歐元區內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安全方面，增強共同能力、抵禦外部風險成為共識，但區域內部實際需求存在明顯差異。比如，在對待非法移民問題上，歐洲不願放棄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但又無法解決現實中的族羣衝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一刀切”的難民政策也難得到內部一致認同。又如，歐洲越來越強調戰略自主，試圖減少對美過度依賴。但問題是，有的歐洲國家仍傾向於以北約為基礎構建共同防務體系，有的則想另起爐灶，作為歐盟核心大國的法德在這方面意見也有不同。

正是在這種複雜背景下，反建制的民粹主義在歐洲興起，隨之而來的極右翼力量崛起是否會讓歐洲已有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激化，甚至讓一體化走向瓦解？歐洲極右翼力量的興起和壯大，是區域一體化以及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積攢下來的諸多問題共同作用所致。歐洲主要國家現行的那套政治、經濟、社會治理理念和政策實踐難以有效解決問題，導致民眾投向反建制的極右翼力量。在此過程中，歐洲一體化也成了“替罪羊”。

但離開歐盟或歐元區能幫歐洲解決這些問題嗎？實際上，歐洲極右翼政黨雖然把反一體化作為口號之一，卻鮮少真正把“脱歐”作為現實的行動選項。一些極右翼政黨為實現上台執政而努力轉向正統化、主流化，開始不再那麼強調反對歐洲一體化本身，而是反對歐盟機構的官僚主義和由大國掌控的權力結構，逐步從反歐盟轉向與歐盟合作，並試圖按自身設想改造歐洲一體化進程。因此，極右翼力量不斷壯大，確實可能給歐洲一體化帶來一定的影響和衝擊，但從根本上講，決定歐洲一體化未來的仍是“和平與發展”問題。儘管挑戰重重，但從以往經歷來看，危機往往也會成為推進歐洲一體化的動力。畢竟，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歐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