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再來一次“廣場協議”？世界不會重蹈歷史覆轍

編者按：隨着美國通過操縱美元匯率等手段實現所謂“貿易平衡”的衝動加劇，國際上有關第二次“廣場協議”山雨欲來的擔憂增多。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張玉來：*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沈潔：*國際關係學院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廖崢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所長

日本至今難以驅散“廣場協議”陰霾

張玉來

2025年是“廣場協議”簽署40週年。日本國內雖然對該協議褒貶不一，但它成為日本經濟隨後“急轉直下”的重要節點卻是普遍共識。如今，美國政府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言行加劇，美國國內和國際輿論場上都出現了有關“海湖莊園協議”或第二次“廣場協議”的猜測與討論。正是在這種山雨欲來的氣氛中，日本當年簽署“廣場協議”的經歷和教訓再度引發關注。

首先，“廣場協議”是日本面對貿易摩擦激化而被迫向美妥協的產物。1984年，美國國會審議《貿易與關税法》修訂案，試圖對日本施加進口限制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談判中，美方要求日本降低144種商品關税、解決通信器材貿易失衡問題、擴大進口美國商品等。為了降低對美貿易順差，日本承諾全面廢除工業品進口關税、擴大相關產品進口並推進金融自由化等。即便如此，美國還是針對日本香煙和皮革採取“特別301條款”調查。在此背景下，美國又要求日本配合干預美元升值問題。

其次，在“廣場協議”中充當急先鋒角色導致日本所受衝擊最為嚴重。1985年9月，美國、日本、西德、法國以及英國的財長與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廣場協議”，其中規定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貶值”，以此來解決美國的鉅額貿易赤字等問題。該協議僅維持了一年半左右，由於聯合干預造成美元過度貶值，1987年2月，六國（加拿大後來加入其中）又在法國匆忙簽署《盧浮宮協議》，目標是穩定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市場。在此期間，日元升值幅度高達116%，馬克、法郎和英鎊分別升值102%、76%和75%左右。

第三，隨着“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泡沫經濟”加劇。簽署“廣場協議”後不久，日本內閣就通過了相關政策方案，尋求推進國內投資、穩定日元升值、擴大內需等。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國內投資規模驟然創下新高，日本央行依然通過下調利率支持投資，這一系列做法很快引發財政問題，日本官方財政缺口不斷擴大。某種意義上説，當前困擾日本的頭號難題——政府債務問題，也是源於40年前的“廣場協議”，這個問題在隨後日本“失去的40年”中沒能得到有效解決。

第四，“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經濟結構發生鉅變，日本大量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而將生產基地轉向海外。1990年之後，日元升值問題愈演愈烈。雖然在“廣場協議”簽署前，一些日企就已邁出對外投資步伐，但規模還比較小，以對美投資為例，直到1978年才達到10多億美元，1984年也不過33.6億美元。但在“廣場協議”簽署後，這一數據迅速攀升，1985年突破53億美元，1986年突破100億美元，1995年更是跨過200億美元。日企速度過快、規模過大地投資美國等海外市場，導致對內投資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產業空心化”問題。過去幾十年來日本GDP徘徊不前，部分原因也在於此。

基於這樣的歷史經驗，如果美國提議商籤第二次“廣場協議”，日本會答應嗎？相信東京不會重蹈覆轍。按照一些經濟學家分析，日本經濟至今仍未徹底驅散當年“廣場協議”的陰霾。正因如此，最近有關第二次“廣場協議”的風聲一起，一些心有餘悸的日媒立即開始表達擔憂。世界其他國家會接受嗎？答案想必也是否定的。一方面，日本當年簽署“廣場協議”的歷史教訓足夠慘痛，不僅會讓日本引以為戒，也會提升其他國家的警惕；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格局複雜演變，美國內外行為方式充滿不確定性，即便日本這樣的盟友，也難再為美國利益而犧牲自身“國運”。另外還有重要一點，就是所謂“美元升值可以抵消物價上漲”等説法根本站不住腳。照此邏輯，推動旨在誘導美元貶值的第二次“廣場協議”，實際上也並不真正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去美元化”浪湧難平

沈潔

隨着華盛頓操縱美元的衝動不止，國際社會擔憂增大，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更大程度地探索美元之外的潛在替代方案。尤其是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全球範圍內的“去美元化”已經至少經歷三波浪潮。

第一波是由美國“親自開啓”，俄羅斯“被迫跟進”。作為加大對俄製裁的手段之一，美國聯合其他主要西方國家放出“金融核彈”，強行將俄羅斯剝離出美元體系，具體措施包括限制俄方開展美元交易、凍結俄方美元資產並將其踢出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等。在美國極限施壓下，俄羅斯轉而以盧布等非美元貨幣開展跨境貿易，並緊急啓用自建結算系統“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

第二波是在南方國家呼聲漸高。作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金磚機制從創建之初便致力於構建更加公平公正、更具代表性的多邊主義經濟治理體系。多年來，金磚國家在推動本幣貿易、健全金融機構、探索數字貨幣合作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2024年金磚國家擴容後開啓“大金磚合作”，更凸顯了全球南方國家對金磚機制的認可和在金磚框架下推動國際金融體系多元化的共同訴求。

第三波是由美國的傳統盟友牽頭展開。當前美國政府奉行的對外政策導致其與諸多盟友和夥伴之間裂痕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去美元化”進程推波助瀾。比如，法德等歐洲國家增加歐元、人民幣在能源交易結算中的比例；日本2024年全年累計減持美債555億美元，僅12月就拋售273億美元，持倉水平創下近年新低；再如，沙特宣佈接受非美元能源結算，印度和阿聯酋啓用本幣結算機制，標誌着海灣國家可能正在由“石油美元”向多幣種結算過渡。

美元仍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儲備和交易貨幣，但“去美元化”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正在對美元霸權形成消解。根據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美元主導監測，2024年美元在全球儲備中的份額為58%，較之2002年的72%下降了14%。基於上文梳理可知，“去美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親手開啓和驅動的，歸根結底是美元嚴重背離作為貨幣應該發揮的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等職能，朝着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所致。

正是因為美元職能異化，導致使用美元的風險劇增、成本高企。其一，以最近的烏克蘭危機為例，美元已經成為美國施加地緣政治影響的一大武器。有鑑於此，“去美元化”成為各國規避美國製裁或霸凌、保障和維護國際事務自主權的戰略選擇。

其二，過度依賴美元加劇各國在面臨外部經濟衝擊時的脆弱性，並且更容易遭到美元霸權“收割”。例如，2020—2022年間，美聯儲先是啓動無限期量化寬鬆政策，向全球市場“放水”4.5萬億美元，其後連續11次加息導致美元指數飆升，阿根廷比索對美元匯率大幅貶值，斯里蘭卡甚至因外匯儲備枯竭宣佈“破產”。就此而言，“去美元化”是各國規避美國貨幣政策帶來的外債和通脹風險、增強經濟主權的必然選擇。

其三，隨着一些區域性組織或多邊合作架構內部經貿往來增多，繞過美元構建替代性支付體系的“性價比”提升。2017—2022年間，金磚國家內部貿易增長了56%。使用本幣進行貿易結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匯率波動，並有助於促進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因此，至少對於金磚國家而言，“去美元化”首先是出於成本收益考慮。

總而言之，美元霸權仍在持續，但其根基已經動搖。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從單極霸權向多極協商轉型的趨勢不可逆轉，技術革新與地緣博弈等將進一步加速這一進程。

美元難以滿足華盛頓的任意操弄

廖崢嶸

目前來看，美國政府在經貿領域的政策設定主要涵蓋加徵關税、投資限制和調節美元匯率等幾個方面。其中，美元的作用相對底層和關鍵，某種程度上決定着其他一些政策的實施效果。正因如此，美國當前執政團隊對於操控美元匯率抱以較大期待，這也是為什麼國際輿論場上對於1985年“廣場協議”重演的擔憂越來越多。

按照美方設想，對外加徵關税可以促使製造業迴流美國，帶來提升就業、縮減貿易逆差等連鎖反應。美國政府一直認為美元價值處於被高估狀態，希望誘導美元進入貶值通道，進而提振出口，並讓國內製造業在低利率環境下運營和發展。但就像加徵關税導致美國國內通脹加劇和民眾生活成本上升、加大外資審查與美國吸引投資的需求相互牴觸一樣，美國試圖操控美元貶值同樣面臨兩難。

現在，華盛頓一方面希望壓低美元匯率和利率，以此為槓桿來減輕債務負擔、撬動出口增長和平衡貿易逆差；另一方面需要避免美元貶值過快，乃至引發市場恐慌和可能的拋售潮，那樣不僅會壓垮美國國內金融系統，也會導致國際層面的美元體系陷入混亂甚至崩塌。只有確保美元繼續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維繫美元信譽和美元霸權，才能使華盛頓保留藉助美元在世界範圍內“薅羊毛”的空間。

這種矛盾的邏輯，導致華盛頓在操控美元的過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即便如此，美元貶值本身仍是不太容易達成的目標。理論上講，貨幣具有三個基本屬性，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貯藏手段。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鈎，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鈎，進而發揮穩定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的作用。其中大致的運行邏輯，是當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加劇時，便可通過貨幣匯率的自動變化加以調節，面臨較大逆差的國家貨幣貶值，帶動該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相對走低，進而擴大出口規模。

但在現實層面，因為美元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扮演中心性角色，其他國家普遍需要儲備美元，用於國際投資交易、維護本國貨幣價值以及應對金融風險等。美元的這種地位給美國帶來諸多經濟利益，幫助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收割財富，並且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撐。但也正因如此，美方試圖通過誘導美元貶值來實現減少逆差、縮減國債等目標變得十分困難。美元的這種“困境”，被美國經濟學者斯蒂芬·詹描述為“美元微笑曲線”，即無論世界經濟形勢不穩還是美國經濟走強時，美元都會因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避險需求或投機心理而趨於強勢。

作為推動美元貶值以服務於美國國內抑制通脹等需求的嘗試之一，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在“尼克松衝擊”中宣佈美元與黃金脱鈎，希望通過結束金本位制來提升美元匯率浮動的自由度。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美國以違約性操作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國際貨幣和金融市場一度陷入動盪，而美元隨後依舊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無法任由華盛頓操弄來服務國內政策需要。 

再來一次“廣場協議”？更是“不可能的任務”。1985年日本作為當時的五大工業國（G5）之一與美國簽下協議，配合美元貶值，以幫助美國解決嚴重的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等問題。但緊接着，日本經濟從波峯跌落，陷入“失去的40年”。較之40年前，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日本深受“廣場協議”之苦的教訓猶在眼前，尤其是在美國自身孤立主義傾向漸強等複雜背景下，還想讓其他國家犧牲自身利益保全美國？華盛頓的如意算盤撥得雖響，但再難如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