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成、翟崑：70年後，我們仍需珍視“萬隆精神”

萬隆會議即將迎來70週年紀念。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會議在萬隆首次舉行，並在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磋商中通過公報，形成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這次會議也稱萬隆會議，其間形成的“萬隆精神”隨後促進了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如今，國際局勢出現動盪，多邊主義陷入困頓，全球秩序面臨持續分化與重構的壓力。回望並紀念“萬隆精神”，既是對歷史經驗的傳承，更關乎現實抉擇。

當下，建立在開放協商與互利共贏基礎上的國際合作邏輯，正在遭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挑戰。事實上，這一趨勢並不限於貿易領域。在氣候變化、發展融資、人工智能、公共衞生等議題上，地緣政治邏輯正在不斷滲透至國際機制的規則安排與議程設定之中。制度碎片化、組織空心化加劇，全球合作機制日益呈現“俱樂部化”與“工具化”的雙重特徵。

當前，全球合作體系正從“制度失靈”滑向“價值斷裂”的臨界狀態，其關鍵問題在於制度共識的錯位和合作信任的缺失。在這一背景下，如何重建國際共識、穩定製度預期，成為維持全球治理基本框架的一個關鍵議題。“萬隆精神”所倡導的尊重差異、包容共處與協商優先，正為破解當前治理困局提供寶貴的價值資源。

1955年萬隆會議的里程碑意義之一，在於它開闢了一個不依賴大國主導、不依附意識形態陣營的政治空間。與會國家和地區在制度存在差異的條件下，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十項原則。“萬隆精神”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對當時國際體系的被動延伸，而是對制度公平與多元共處的早期探索。它既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制度趨同路徑，也區別於冷戰時代的陣營劃分，更接近一種南方國家對公平秩序的設想。這一框架不是“替代”，而是“補正”；不是排斥差異，而是容納差異。

此後幾十年來，“萬隆精神”持續被嵌入不結盟運動、金磚國家合作、東盟等多邊機制中。南南合作的擴展、區域組織的興起以及發展話語的規範化，體現出“萬隆精神”從政治宣言向制度語言的漸進演化。它的意義早已超出歷史範疇，成為全球南方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方式。

更重要的是，“萬隆精神”的適用範圍並未囿於全球南方國家。將它等同於某一特定身份的政治共識，不僅是忽視其理念的開放屬性，也難以解釋中等強國、區域機制和制度邊緣國家在當前多邊合作中的積極角色。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早已不在於南北劃界，而是如何在差異中重建共識，在協商中生成制度連接。萬隆精神所代表的，正是一種跨越制度鴻溝、求同存異之下維持合作基礎的共識。

正因如此，“萬隆精神”不僅適用於亞非合作、南南合作，對促進南北合作也具有重要啓示和借鑑意義。70年後，在規則失衡與發展焦慮同步加深的背景下，發展共識不僅是南方國家的核心訴求，更成為避免全球治理走向分裂的重要前提。這一理念也體現在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中，即堅持發展優先，將發展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強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全球發展倡議旨在制度多樣性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重建互信，推動形成更加公平、均衡、可持續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當前，以貿易政策為工具、以規則體系為手段的結構性脅迫正在加速擴散。這不僅引起全球南方國家的不安，也使不少發達國家陷入規則無法約束的治理焦慮。應對這一趨勢，可以“萬隆精神”為一個價值支點，推動發展權的再中心化，將發展優先重新確立為全球合作的首要共識。事實上，“萬隆精神”所強調的平等協商、互利共贏，並不專屬某一國家羣體，而是在多邊秩序遭遇衝擊的當下，為包括髮達國家在內的各類行為體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邏輯。

紀念“萬隆精神”，不應止於對歷史的儀式性追溯，更應使其成為重振全球發展議程的引領之一。各國可以藉助相關的政策論壇和區域對話平台，就制度公平、發展融資、貿易便利化等議題展開實質對話，構建超越“南北”二元劃分的合作網絡。這將成為防止國家間合作斷裂、延續制度協調性的關鍵支撐。 

70年前，“萬隆精神”為國家間的差異共處提供歷史答案。70年後，它為破解單邊脅迫、制度分裂與發展失衡提供了方向指引。（作者分別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生，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