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雪：百年貿易保護主義的輪迴與警示

在全球貿易格局日益複雜的當下，美國再次舉起加徵關税的大棒，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手段重塑自身經濟優勢。然而，歷史的教訓不應被遺忘。1930年，美國曾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導致其他國家也提高關税，引發全球貿易戰，國際貿易量大幅下降，加深了1929年經濟危機的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其教訓深刻影響了後續貿易政策的制定邏輯。《斯姆特-霍利關税法》通常被視為“保護主義失敗”的典型案例。百年貿易保護主義的輪迴給予的警示在於，以保護國內經濟為名，卻忽視國際聯動效應，很可能付出遠超預期的代價。

《斯姆特-霍利關税法》通過大幅提高進口商品關税，試圖保護美國農業和工業免受國際競爭衝擊，將2000多種進口商品的關税提高至近60%。它的初衷是緩解經濟大蕭條初期美國國內失業的問題，並提振受農產品價格暴跌影響的農民收入。然而，實際效果與預期背道而馳。從工業看，該法通過後，美國進口總額一年內下降28.4%，全球貿易鏈斷裂導致國內工業原料和中間產品供應受阻，製造業成本上升。汽車產業因依賴進口鋼材和零部件而遭受重創，產能利用率顯著下滑。從農業看，1930-1932 年間，美國出口下降了 66%，其中農產品出口受影響最為嚴重。由於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村銀行倒閉增多，導致貨幣供應進一步減少，加劇了經濟衰退。從國際反應看，加拿大、歐洲等對美採取報復性關税，美歐貿易量鋭減，全球貿易量萎縮66%，導致美國國內產能過剩加劇，失業率從1929年的3%飆升至1933年的25%。

從出台背景看，如今的對等關税和《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均是美國面臨經濟壓力和挑戰時出台的，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和就業。它們具有明顯的保護主義動機，均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試圖減少進口競爭。《斯姆特-霍利關税法》誕生於經濟大蕭條初期，美國為應對經濟崩潰，共和黨主導通過法案，試圖通過高關税挽救農業和工業。法案的制定過程受到利益集團遊説的深刻影響。農業州議員主導的“農業集團”最初僅要求提高農產品關税，但工業部門藉機要求擴大保護範圍，最終演變為涵蓋2000餘種商品的全面高關税。“政治分肥”導致税率脱離經濟實際需求，《斯姆特-霍利關税法》是帶有明顯民粹主義色彩的決策。

當前，美國正面臨經濟運行與民眾感知脱節的挑戰。通脹高企吞噬了薪資增長的幅度，使實際可支配收入和實際購買力縮水，讓工人和中下收入階層的生活難以為繼。美國民眾對高通脹和移民激增的不滿，導致民粹主義熱情高漲，支持採取激進貿易保護主義糾正所謂“貿易失衡”，將工作崗位帶回美國。從特朗普個人的角度，他一直推崇美國國內流行的一種説法，即關税曾經成就20世紀美國製造業的輝煌。他認為，關税將提高美國製造業的整體產出，不僅可以保護美國未來的產業直至其發展成熟，更可以保護已經非常強大的產業的利潤率。“對等關税”就是在美國國內民粹主義盛行的背景下，華盛頓試圖保護國內就業和產業的產物。

從美國國內不同行業來看，《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對它們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在輕工業和農業領域，關税保護減少了進口競爭，促進了國內生產。然而，這一過程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影響其他行業的競爭力。具體表現為，美國的農業部門雖然受益於進口農產品的減少，但工業領域可能面臨更高的原材料成本，從而影響整體經濟增長。

當前美國實施的對等關税還不同於《斯姆特-霍利關税法》的單邊全面保護，後者沒有明確針對國別，近乎所有進口商品都被加税。對等關税是針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知識產權爭議或產業政策，相對更為靈活。目前，美國對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税”，並對某些貿易伙伴徵收更高關税，其計算方法既不對等也不公平。

《斯姆特-霍利關税法》的警示意義在於，短期產業庇護無法抵消全球供應鏈斷裂和貿易伙伴反制的長期代價。從關税的國際聯動效應看，《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導致了多邊貿易崩潰。各國競相築牆，缺乏協調機制，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癱瘓。對等關税必然影響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加劇全球貿易體系的不穩定性。歐盟表示一旦與美國談判無果，可能通過加徵報復性關税、動用反脅迫工具，以及加強對美科技巨頭的監管等措施進行反制。加拿大財政部4月8日宣佈，對美國汽車對等徵收25%關税措施於美國東部時間9日零時1分生效。 

《斯姆特-霍利關税法》的現實意義在於各國已經認識到單邊保護主義往往損人不利己，國際合作仍是解決貿易爭端的更優路徑。美實施對等關税，其他國家很可能通過強化與美國以外經濟體合作來化解來自美國的單邊壓力。這些國家可能致力於達成更多區域性自貿協定，以期對沖美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實現貿易關係多元化。（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