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了不起的蓋茨比》何以影響美國文化
作者:安德鲁·克拉克,倪可译
美國《紐約時報》4月12日文章,原題:我不是“蓋茨比學者”,我是“蓋茨比怪人”。《了不起的蓋茨比》(以下簡稱《蓋茨比》)迎來了問世百年紀念日。我真正與這本小説產生深刻聯繫是在5年前,我開始每天晚上聽一小段《蓋茨比》的有聲書。對我而言,《蓋茨比》從一個睡前故事,變成了每日儀式,最後又變成一種執念。僅在2023年,我就完整聽完《蓋茨比》超過48次。到了2024年,我改為整夜播放。如今,《蓋茨比》已經深深紮根於我的腦海,甚至進入了我的夢境。在某種程度上,這不僅是我的真實寫照,也是整個美國文化的真實寫照。

儘管如此,我遠算不上菲茨傑拉德研究專家。要真給我貼個標籤,那大概是“菲茨傑拉德怪人”。菲茨傑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編者注)曾在其散文中寫道,“失眠來臨時,那寶貴的7小時睡眠時間突然被一分為二。如果幸運的話,一晚還能有兩個階段:前半段的香甜入眠,和清晨的沉睡階段,但中間會冒出一個越來越寬的黑洞。”而當我被困在那個“黑洞”中時,我就靠《蓋茨比》解脱出來。閉上眼睛,在黑暗中聆聽,我無法跳過任何一個詞或句子。去年夏夜,我聽着《蓋茨比》入睡,夢見自己參加了關係親近的叔叔的葬禮。1991年,他的自殺離世永遠改變了我的人生——就如同尼克在蓋茨比死後所經歷的那種改變。我也“終結了對人類那些虛無悲傷和短暫歡愉的興趣”。
這部小説對我來説,像現代版的史詩,所有看似英雄般的壯舉都帶着反諷色彩,而其中最重要的一課也許就是:偉大往往存在於過去,而試圖重現這種偉大的努力註定徒勞。《蓋茨比》裏的人們都被某種失落或未曾得到的東西驅動着,我對此深有共鳴。正如菲茨傑拉德所寫的那樣:“我本可以成為什麼,做些什麼,如今卻都已消散、耗盡,無法重來。我本可以這麼做,那樣不做,卻在膽怯時果敢,在衝動時謹慎。”5年來的傾聽,讓我感覺自己越來越理解菲茨傑拉德,也更瞭解自己。即便這本小説已經聽了兩百遍,我仍不想説再見。(作者安德魯·克拉克,倪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