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琦、胡湛：為何需構建覆蓋全生命週期的家庭支持生態

“不婚不育保平安”“兒孫自有兒孫福，沒有兒孫我享福”，近年來流行於社交媒體關於婚育話題的各種段子，似乎已經成為當下部分青年人生育觀的寫照。民政部數據顯示，2023年結婚登記人數創十年新低，單身經濟市場規模突破5萬億元。然而，弔詭的是，小紅書平台上關於“四腳吞金獸養成指南”的帖子長期霸榜，家庭教育類直播課程又場場爆滿。這些充滿矛盾的現象，引發關於青年人生育觀的討論，也折射出，當代青年的生育觀並非簡單的“不願生”，而是在現實約束下形成的“有條件生育”——即“準備好再生”的動態權衡策略。這背後是青年更注重生育對個體發展影響的綜合考量。

深究其理，當代中國青年雖以“計算”重構生育觀，但其文化基因中關於個體與家庭的倫理責任始終相互博弈。從“多子多福”到“精算優生”，從“傳宗接代”到“有條件傳承”，變的是決策工具與價值權重，不變的是對後代與大小家庭負責的態度與對生活質量的執着。這種變與不變的辯證共生，恰是理解當下我國生育困境的關鍵切口。它既是個體在時代浪潮中的自適應策略，亦是文明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韌性表達。

其一，生育決策聚焦“風險管控”。青年羣體將生育決策轉化為風險管理實踐，核心在於對可預見壓力的量化評估。房貸負擔、育兒成本、職業穩定性等顯性風險被納入“投入—產出”分析框架：男性青年通過比對家庭收入與生育成本，形成“量力而行”的決策模式；女性青年則藉助“養育成本六階段計算法”（從備孕到高等教育），將長期養育壓力分解為階段性可控任務。這種精細化計算並非功利主義，而是試圖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抵禦系統性風險。例如，女性對身體風險的擔憂與男性對經濟壓力的焦慮，共同構成生育決策中的“風險閾值”，只有當評估結果低於閾值時，生育意願才可能轉化為實際行動。

其二，生育分工強調“責任共擔”。在考慮育兒問題時，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正在消解，男性青年既需應對職場擠壓，又意識到需要積極參與育兒實踐。青年女性也努力在家庭身份與社會身份二者間平衡，避免生育行為和女性自我實現之間形成零和博弈。生育問題不再是單個性別生命歷程的必然體驗與無法擺脱的沉重義務，而是在經濟能力允許範圍內、雙方家庭支持的情況下、夫妻雙方的協商後，從家庭整體出發主動進行的選擇。這種生育觀念上的角色重構，既保留了傳統家庭夫妻協作的內核，又注入平等協商的現代基因。

其三，生育訴求期待“制度性支撐”。青年羣體對生育支持政策的訴求已超越簡單的經濟補貼層面，轉向對系統性生育制度重構的深層期待。他們不僅關注托育費用抵扣等短期激勵，更期待根治職場性別歧視、完善普惠托育體系、保障隔代撫育權益等制度性突破。這種變化倒逼政策設計從零散的“生育鼓勵”轉向系統的“生育友好型社會構建”。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生育困境本質上是家庭功能與社會支持的結構性錯配。當政策通過彈性工作制、普惠育兒津貼、反就業歧視法等制度設計，將個體生育選擇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公共議題時，青年羣體在生育問題上就能夠作出既符合社會利益又符合個人利益的決策。

當代中國青年的“計算生育”觀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命題：破解低生育率困局，本質上需要一場從“政策刺激”到“生態重建”的認知升級。當“生育成本計算”成為青年的一個重要考量，當“家庭抗風險指數”被反覆斟酌，社會支持體系不應僅停留在發放育兒補貼、延長產假等碎片化應對層面。人口學者近年疾呼的“耐心政策”，是對此的清醒回應。它呼籲政策設計傾向於構建覆蓋全生命週期的家庭支持生態：從打破“35歲職場門檻”到加強“育幼服務體系建設”，從重構“房價收入比閾值”到發展“代際協作養老模式”。唯有將住房、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系統變量納入同一方程求解，才能為青年卸下“生育=犧牲”的悲情敍事。這絕非簡單的“生育友好”，而是關乎文明延續的“家庭可持續發展生態”，既要為“生”創造條件，更要為“育”拓寬航道，讓“家”重新成為可託付的港灣而非風險源。

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家庭是綿延千年的穩定器；在數字時代的“流動中國”，家庭則需進化成抵禦不確定性的韌性網絡。當不再以“生或不生”二元對立審視青年的生育選擇，轉而用“家庭發展能力建設”的宏觀視野重構制度，我們便會發現：真正的人口高質量發展，始於對每個家庭精密算式中尊嚴訴求的鄭重應答。回首過往，近50年的時間裏我們塑造了幾代人的生育觀念，如今，我們要有同樣的勇氣和耐心去接納、理解、包容乃至重構下一代人的生育觀念。我們需要以包容心態完善制度支撐，為青年搭建兼顧個體發展與人口責任的友好生態，推動他們的生育行為從“風險計算”的理性命題，轉化為“可持續行動”的社會共識。（作者分別是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復旦大學AI向善與數智養老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老齡研究院教授、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