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美濫施關税之二】“對等關税”下，“1930大蕭條”是否將在美國重演？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陳子帥】傷人傷己的“對等關税”，讓越來越多的美國經濟學家擔憂，美國會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不過，據美聯社報道，本屆美國政府認為，缺乏高額關税才是導致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在他們看來，如果“當年美國政府堅持關税政策，1929年的危機就不會發生。”
然而，上述觀點真的合乎歷史真相與經濟發展邏輯嗎？高關税究竟是有助於規避大蕭條的藥方，還是加劇經濟蕭條的助燃劑？1930年代的悲劇是否會在美國重演？《環球時報》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和調查。
從邏輯到結果——兩份“相似”的關税策略
“1932年，在美國的任何一座城市，人們發現早餐時購買咖啡的價格比去年翻了一倍。這並非是因為咖啡短缺，而是新貿易壁壘導致哥倫比亞咖啡豆進口價格飆升。短短時間內，糖、茶和可可等日常消費品在美國都變成了奢侈品。”澳大利亞新聞網站“對話”在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這種劇變源於現代經濟史上最災難性的決策之一——1930年6月頒佈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
《斯穆特-霍利關税法》誕生於大蕭條初期，由美國參議員裏德·斯穆特和眾議員威利斯·霍利提出。最初，該法案提議對外國進口的農產品增加關税，後來，在各路資本的遊説下，關税範圍最終被擴展至兩萬多種進口商品。1930年，美國時任總統胡佛不顧上千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簽署了這份法案，招致多國的反制與報復，使得美國自身乃至全球經濟受到重創，負面影響持續到二戰。
在不少學者看來，目前美國的狀態很像1930年。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稱，“對等關税”與《斯穆特-霍利關税法》“相似”，這項被辯稱為“治癒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策略，正引發經濟學家與金融機構的緊急警告——作為“藥方”的關税，可能比逆差這一“病症”本身更致命。
“當前關税與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税率一樣高。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應説明了一切，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衰退概率顯著攀升，其中大部分發生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巴里·艾肯格林説。
《斯里蘭卡衞報》認為，本屆美國政府和當年的胡佛政府在面對國內經濟危機時，都轉向保護主義措施，二者的做法驚人相似。當年，胡佛政府表面上是為了保護本國農民和產業免受外國競爭，但反而引發了災難性的連鎖反應；而當前美國政府決定對一系列中國商品加徵關税，理由是所謂的“解決貿易逆差”和“保護美國知識產權”。
“特朗普政府徵收‘對等關税’的邏輯是為了解決美國國內的問題，這和胡佛政府一樣。而關税政策宣佈後，後續發生的一切也很像——兩者都招致其他國家紛紛反制。”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國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相似的做法也可能導致同樣的結果——美國的經濟問題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難以得到解決。
“新瓶舊酒”——被歷史淘汰的“高關税主義”重出江湖
據美聯社報道，在宣佈新一輪關税計劃時，特朗普曾談及《斯穆特-霍利關税法》。他表示，“如果當初美國繼續堅持關税政策，大蕭條根本不會發生…當年（胡佛政府）他們試圖通過重新徵收關税來挽救國家，但一切都晚了。”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國際税收》雜誌曾發表的學術文章《所得税的出現是國際税收制度的邏輯起點——以美國所得税的誕生為例》認為，從美國的關税發展史來看，保護主義關税弊端凸顯，已被歷史“淘汰”。
文章認為，在美國獨立之初，美國憲法通過後制訂的第一個法案就是1789年關税法案，目的是清償政府債務和保護國內產業發展。但開徵關税後，關税的財政收入能力凸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關税一直是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但是，這種依靠關税的財政體系也暴露了兩大弊端：一是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發展，財政結構本身具有不穩定性；二是商品税的累退性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問題，國外低價產品被限制進入美國市場，低收入羣體承擔了更多税負。在此背景下，美國公眾對保護性關税政策的不滿情緒日益強烈，是否降關税成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政治選舉中兩黨博弈的核心議題。
經過多年研究，1913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托馬斯·威爾遜簽署1913年收入法案，對公民正式徵收所得税。5年後，美國税收收入結構迅速從以關税為主轉變為以所得税為主。在經濟學家們看來，所得税制度相當成功，有利於經濟開放和社會公平；符合現代國家經濟結構逐漸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要求；同時還將世界經濟聯繫了起來。
多名分析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弊端凸顯、已在過去數百年間被美國逐漸“淘汰”的關税政策，在今天又被本屆美國政府“重拾”。他們寄望用關税來替代國內所得税，這實屬違背經濟發展規律與常識。
“美國剛建國時，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用1789年關税法來保護民族工業的成長，這在當時的歷史階段可以理解，後來德國、法國等國家也都這樣做過。但是，現在的美國已經是發達經濟體，從開放國家再走向封閉國家實在沒有必要。特朗普的邏輯根本講不通。”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特朗普崇拜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的“高關税主義”和“以關税替代個税”的理念，但他沒認識到，無論是世界形勢還是美國的貿易結構都與1930年代大不同。而即使是在1930年代，人們也對“高關税主義”抱有強烈的質疑。
“關税越高，民眾的消費成本就越高，美國企業在海外的生存空間就會被更大壓縮。”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特朗普想通過增收關税、減所得税的方式來實現“國富民強”，但從美國國內政治來看，這很難實現，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帶有很強的“賭博”的色彩。
“特朗普稱，高關税或可讓美國避免大蕭條。但歷史並非如此。”美聯社在以此為題的報道中説，歷史真相是，美國的高關税在1913年之後持續了很長時間。特朗普對大蕭條起因以及胡佛時代美國政府應對措施的觀點，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
隨着1929年華爾街股市的崩盤，《斯穆特-霍利關税法》被胡佛政府寄希望於救美國經濟於水火，卻使自身進一步深陷大蕭條中。據BBC此前報道，美國1932年出口貿易額比前一年下降35%，在1930-32年期間，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下降了26%。
“如果當時美國長期收取高關税，經濟必然會出現更多問題，甚至等不到1929年，大蕭條就會發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國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李海東則認為，高關税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會讓經濟活動失去活力甚至凍結。用高關税拯救經濟，顯然是一種悖論。
“特朗普的説法忽略了大蕭條的複雜成因，並錯誤地將高關税套用到現代經濟。當前，高關税可能帶來短期保護效應，但更可能引發通脹、貿易戰和衰退風險，與1930年代的教訓相一致。”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餘翔告訴《環球時報》記者。
艾肯格林和達特茅斯學院經濟學教授道格拉斯·歐文在2009年的一份研究論文中稱，《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是大蕭條的產物，雖然其不是引發大蕭條的導火線，但它直接使大蕭條加劇。全球經濟大蕭條從1929年10月開始，延續幾乎10年，被認為是史上最糟糕的經濟時期之一。
“歷史不會完全相同，但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出現”
按照經濟學家們的粗略計算，“對等關税”會使美國平均關税税率達到約22%，這將是19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超過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在外國學者和媒體有關“對等關税”的分析文章中，“大蕭條重演？”已經成為足夠高頻的短語，一度衝上美國社交媒體的熱搜，“美國應以史為鑑”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對此，《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了多位政治和經濟專家，在他們看來，“是否重演大蕭條”難以形成明確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關税策略必然會給美國帶來極大衝擊。
“如果‘對等關税’全面落地，引發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比較大。即使不是全面落地，它也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顯著負面影響，包括通貨膨脹上升和經濟衰退風險增加。”餘翔認為，重演1930年代“大蕭條”這樣極端事件的可能性較低，這主要是因為現代經濟結構、政策工具和全球環境提供了更多緩衝。
“一個‘好消息’是，美國的所謂‘對等關税’政策是把自己‘圈禁’起來，它不太可能引起全球普遍關税的整體效應。除了美國，大家都認識到，關税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有效手段，因此沒有發生其他各方之間的關税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梁懷新對《環球時報》分析説。
他認為，高關税政策不僅不會實現美國不切實際的幻想，反而會進一步加速國際貿易體系的“弱美國化”“去美國化”，不僅全球南方國家會維護自身的合理權益，歐洲等美國的傳統夥伴也勢必進一步認識到當前國際局勢的必然走向，美國政府最終會“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鄭永年在近期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認為，由於美國的進口約佔其消費的10%，依據計算，税率為25%的有效關税就可能會使其消費者物價上漲2.5%，到2025年年底，美國的通脹率預計將超過4%。另據BBC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近日預測，目前美國宣佈的新關税政策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影響“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上升至50%。
“世界其他國家為什麼要用美元？那是因為要與美國做生意。如果美國成了完全自給自足的國家，那其他國家還要美元幹嘛呢？（對等關税的做法）顯然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鄭永年説。
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1930年代，世界經濟的關聯度並不高，而今天，各個經濟體之間互相依賴，所以“對等關税”帶來的惡果和衝擊遠比《斯穆特-霍利關税法》要更大。“歷史不會完全相同，但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