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西方正在滑向一場“歷史性決裂”嗎？

美國現任政府上台以來奉行“美國優先”的原則與政策，孤立主義傾向日趨嚴重，對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破壞性漸增。尤其是在華盛頓加大對歐洲的批評、跨大西洋關係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美國和歐洲內部都有聲音開始擔憂：如果美國“淡出”，作為一個整體的西方將會“分裂、枯萎乃至消亡”。

在大航海和工業革命中實現崛起

本質而言，“西方”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價值觀或地緣政治概念。現代意義上的西方通常被認為崛起於15世紀到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或者説大航海時代。伴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及1522年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等標誌性事件，西方對於世界的瞭解和認知不斷擴展和加深。隨後，主要歐洲列強開啓大規模的對外殖民，較短時間內就使西方控制的地理範圍擴大了10倍以上，所能掌控和利用的資源大幅增加。

1872年，李鴻章在給大清皇帝的奏摺中將鴉片戰爭之後的世界格局變化稱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對應的一大背景，就是彼時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的快速發展，以及不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殖民擴張。在那之前長達幾千年的農耕文明時代，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20世紀的中國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一條有關中國人口密度的分界線，即“胡煥庸線”。這條分界線與我國400毫米降水線基本重合，從中可以看到中國農耕地區面積巨大，這意味着過去幾千年間，中國擁有堪稱世界之最的農耕文明市場，社會分工先進，財富創造力強。但在經歷大航海時代後，歐洲列強通過商業貿易和殖民擴張等方式，把歐亞大陸與南北美洲、非洲乃至大洋洲連在一起。於是，在知識和資源等方面逐漸取得優勢後，西方在市場規模上也超越了中國。

某種程度上講，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也標誌着歐洲中世紀混戰狀態的結束。從之前近千年間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禁錮中掙脱出來後，歐洲社會產生日益強大的商人階層和資產階級，資本的逐利性和擴張性開始推動歐洲諸國的海外冒險和殖民擴張，加之市場擴大帶來需求增長，歐洲開始面臨人力短缺問題，這又促使歐洲人率先掌握和開啓了大機器生產，實現生產方式的躍升。

在《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一書中，經濟學者文一回顧硝煙瀰漫的歐洲中世紀，提到13世紀蒙古人將中國發明的火藥帶到歐洲，隨後極大改變了歐洲大陸的戰爭形態，歐洲主要國家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研發、生產、改進火炮。學界有一種觀點就認為，有着“現代科學奠基人”之稱的伽利略和牛頓，之所以在物理學特別是力學領域作出重大貢獻，都與他們曾參與彈道拋物線、炮彈精確度等研究有關。正是在歐洲中世紀和大航海時代的複雜背景下，西方現代科學革命應運而生，並與前面提到的大機器生產等相結合，開啓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歐洲完成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升級，進而確立全球霸權地位。

霸權模式歷經轉變但已難以為繼

在長期主導世界的過程中，西方內部力量對比不斷調整演變。歐洲列強之間征伐不斷，整體實力遭到一定削弱，美國於19世紀末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並在一戰特別是二戰之後進一步成長為綜合實力層面的世界第一強國。隨着二戰結束，世界旋即進入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時代。

與傳統上推行殖民主義的歐洲列強相比，美蘇在國際上的行為模式有所不同，不是直接進行殖民掠奪，而是劃分勢力範圍並建立相應的規則體系。二戰結束之初，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避免世界再次陷入歐洲大陸數百年來不斷反覆的戰爭衝突局面，國際社會基於二戰勝利成果建立聯合國，旨在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進行國際合作。但這並沒能夠阻止美蘇爭霸並將世界拖入冷戰時代。冷戰期間，美國主導和依託跨大西洋聯盟形成西方陣營，併成立了北約等使“西方”概念更加具象化的組織。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隨後30多年來，美國享受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冷戰紅利，不斷強化自身在軍事、經濟等領域的全球霸權。但在成為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最大受益者的同時，美國國內經濟運行與政策實施出現越來越多問題，過度放任和依賴金融資本獲利，導致製造業大量外移，產業空心化加劇；財富分配不均，導致國內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層萎縮；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不斷上漲，導致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問題堆積，最終引發選舉層面的民粹主義反彈。在以上種種因素疊加之下，“特朗普現象”應運而生，並極大改變了美國內政外交的運行邏輯和行為方式。

如今，秉持右翼保守主義、打着“美國優先”旗號的美國政府，正在毫不掩飾地對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上的一些基本理念與思維表達批評和拒斥，比如美國內部的種族多元、文化包容以及國際經貿層面的自由化、全球化等。在改變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同時，華盛頓的言行和立場也在帶動西方主流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從左向右漂移，從全球主義滑向孤立主義。就此而言，美國當前的轉變將會衝擊過去30多年來總體佔據上風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治理哲學，繼而衝擊80年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甚至可能衝擊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得以建立的“主權至上”原則。至於相關衝擊力度會有多大？目前尚難定論。

美國重整盟友體系動搖西方根基

美國現在外交目標眾多，其中就包括整頓全球盟友體系。美方在這個方向上的動作幅度和實際效果，尤其是在與歐洲的博弈和互動中把跨大西洋關係帶向何方，將是決定西方會否陷入徹底分裂、甚至“西方”概念是否會被埋葬的關鍵影響因素。雖然西方內部力量對比經歷複雜演變，美歐關係始終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畢竟，歐洲是西方文明和現代國際秩序的發源地，也始終是二戰後國際格局的重要一極。

對於美歐關係，當前國際輿論極為關注的一點，恰恰是雙方在諸多議題上的分歧和裂痕不斷加劇。首先是安全層面，美國現政府上台以來與俄羅斯就雙邊關係和俄烏停火等問題展開會談，這讓歐洲產生遭遇“背刺”之感。目前，歐洲主要國家依然堅持援烏抗俄，計劃加大對俄製裁。另外在巴以問題和伊核問題上，歐美立場分歧也很明顯。在此背景下，歐洲內部反思增多，構建自主防務體系的呼聲高漲。

其次是經貿層面。已經延宕三年多的俄烏衝突給歐洲經濟帶來嚴重衝擊，美國對烏克蘭危機推波助瀾的目的之一在於拖住歐洲，藉機不斷割歐洲經濟的韭菜，在加大歐洲對美安全以及能源等方面依賴的同時，擴大歐洲在經濟競爭力方面與美國的差距。美國政府現在揮舞關税大棒，在新一輪所謂“對等關税”措施中也沒有對歐洲盟友“網開一面”，導致美歐經貿層面的離心力增大。

第三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美國副總統萬斯在今年慕安會上直言不諱地批評歐洲，稱後者面臨的真正威脅並非來自外部，而是內部在“美歐共享的最基本價值觀”上的倒退，這讓歐洲輿論大為震驚。總體而言，當前在美國國內政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右翼民族主義，表現為反建制和反精英的民粹主義、反經濟全球化和孤立主義等。而這正是歐洲主要國家正在着力應對的難題，歐洲傳統主流政黨竭力構築“極右翼防火牆”，正是為了防止激進右翼力量進一步壯大並更大程度地掌權。

第四，美歐對於新出現的“技術加速主義”態度不一。隨着硅谷技術精英更加直接和更大程度地參與美國政治，“技術加速主義”的理念與實踐在美國國內盛行，即持續加大科技領域投資，擴大美國技術層面優勢，並且更多依靠技術手段解決美國當前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難題。但在大西洋對岸，歐洲並不具備美國那樣的技術優勢，並一直對美國科技巨頭在歐洲的擴張以及前沿科技倫理問題保持警惕，因而在“技術加速主義”問題上比較猶豫，難以跟上美國步伐。

由是觀之，當前美歐關係裂痕確實嚴重。但接下來的事態如何演進，尚難判斷。美國整頓全球盟友體系給跨大西洋關係帶來巨大沖擊，但華盛頓願在多大程度上承受與歐洲的疏離甚至決裂還很難説。美國目前竭力維繫的全球霸權需要多根支柱，比如軍事優勢、科技領先、美元體系以及對國際話語權的掌控等。這些霸權支柱，都離不開盟友的支持：如果沒有遍佈世界的800多個軍事基地，美國根本無法維持和發揮自身軍事優勢；如果沒有盟友的主動配合或被動跟隨，美國的科技、美元和話語霸權也都難以持續。 

正因如此，作為美國盟友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美歐關係的走向將會決定作為整體的西方會否真的陷入一場“歷史性決裂”。而美歐關係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大西洋兩岸的博弈與雙向調適，尤其是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決心和進度。（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