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多派角力如何影響美國外交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馮亞仁 環球時報記者 陸澤楠】編者的話：“每個總統都有一個外交政策，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有5個。”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務傑出教授哈爾·布蘭茲日前刊文稱，本屆美國政府內部呈現出五大“截然不同的外交思潮”——“全球鷹派”“亞洲優先派”“迴歸美國派”“經濟民族主義派”和“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強硬派”。布蘭茲認為，這些派別各自主張不同的外交優先事項，形成了一場複雜的政策競逐。多位接受採訪的專家學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深入研究這些不同派別有利於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儘管不同學者的分類標準不同，但非建制派和民族主義派對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義派的挑戰是美國外交派別分化的大勢所趨。也有專家認為，在觀察美國外交政策這一熱點問題多、意見分歧大的領域時，應針對具體熱點問題具體分析。

特朗普政府的五大外交政策派別

布蘭茲對美國外交政策五大派別的代表人物和主張進行了梳理。首先，“全球鷹派”（Global Hawks）代表人物包括國務卿魯比奧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華爾茲。他們認為，美國的全球霸權是國際穩定的基石。他們主張對俄羅斯、中國等他們認為“破壞歐亞大陸地區穩定的國家”進行“強力遏制”。他們承認美國需要重新調整同盟友的關係，同時他們仍高度重視盟友。他們試圖在西半球建立穩固的戰略基礎，遏制中國等國在美洲的影響力。

“亞洲優先派”（Asia Firsters）的代表人物是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等。他們認為，中美之間爆發衝突的風險正在上升，因此美國必須減少對歐洲和中東事務的參與。這一派要求歐洲盟友提高防務自主能力，同時敦促亞太地區的夥伴國家為集體防禦作出更大貢獻。他們將同中國的問題視為“軍事問題”，因此更關注如何在西太平洋維持力量平衡，而非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爭奪經濟和技術主導地位。

“迴歸美國派”（Come Home, America）與“亞洲優先派”有一定重疊。該派別的代表人物有副總統萬斯和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茜·加巴德。他們的觀點主要受伊拉克和阿富汗長期戰爭影響，核心目標是避免美國再次陷入類似的戰爭泥潭，因此主張大幅減少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存在。他們同樣對援助烏克蘭持懷疑態度，認為這可能加劇美俄對抗。其中一些人甚至認為，美國應大幅削減國防預算，徹底放棄全球干涉政策。

“經濟民族主義派”（Economic Nationalists）主要將外交政策視為經濟利益的延伸，代表人物包括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和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他們鼓吹利用關税作為“武器”，打擊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並認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主要是一場經濟對抗。他們的強硬立場不僅針對中俄，還涉及美國傳統盟友，如加拿大等。

最後一個派別被布蘭茲稱為“MAGA強硬派”，代表人物是總統助理兼白宮辦公廳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等人。他們反對對外援助，甚至支持直接吞併外國領土。他們將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緊密結合，強調非法移民問題，並將其置於美國與南方鄰國關係的核心。

布蘭茲提出，分析政府內部不同外交政策派別，不僅可以幫助預判可能形成的戰術聯盟，還能幫助預測即將爆發的“內鬥”。他舉例説，“亞洲優先派”與“迴歸美國派”在減少中東干涉上有共識，但在中國台灣問題上態度截然不同。“全球鷹派”與“經濟民族主義派”可能在對華貿易戰上達成一致，但在如何對待盟友的問題上分歧嚴重。“全球鷹派”與“MAGA強硬派”都想重振“門羅主義”，但在如何對待巴拿馬或格陵蘭島的立場上大相徑庭。

民族主義派VS精英建制派？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布蘭茲的分類方式雖然細緻，但反而模糊了美國內政外交分野的關鍵分裂線，即非建制派和民族主義派對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義派的挑戰和顛覆。所謂“建制派”，通常指那些秉持着美國傳統外交理念的羣體，這些理念包括所謂“捍衞民主”“人權高於主權”等，對於外部問題往往傾向於對外武裝干涉、確保美國實力優勢、維持跨大西洋或跨太平洋同盟體系等。在李海東看來，布蘭茲所説的“全球鷹派”和“亞洲優先派”可以被視為精英建制派和全球主義派，而“迴歸美國派”“經濟民族主義派”“MAGA強硬派”可以歸為非建制派和民族主義派。

從近期美國外交政策決策層人員的一些變動中，也可以看到非建制派和民族主義派對精英建制派發起的挑戰。“MAGA正在瞄準共和黨鷹派。”美國“政治新聞網”今年2月報道稱，一些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正在與共和黨曾經強大的鷹派發生日益激烈的衝突，前者將後者視為重塑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礙。在這一過程中，被“瞄準”的共和黨鷹派目標包括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美國政府烏克蘭問題特使凱洛格、魯比奧以及華爾茲。

以魯比奧為例，他作為共和黨鷹派的一員，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政治立場和表態轉變映射出美國政府外交決策的潛在變化。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道，2015年，當魯比奧宣佈競選總統時，這位時任聯邦參議員以對俄強硬立場聞名。而10年後的當下，魯比奧正承擔起一系列“非傳統外交議程任務”，包括拉近美俄關係、“接管”巴拿馬運河、“收購”格陵蘭島，甚至“掌控”加沙。今年2月，魯比奧在沙特利雅得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面對面而坐，舉行了4個多小時的和談。

和魯比奧一起作為美方代表團成員的還有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以及華爾茲。“政治新聞網”報道稱，出席這次和談的是威特科夫，而非美國時任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大使凱洛格，表露出鷹派勢力正在特朗普政府內部被削弱。

雖然盧比奧和華爾茲也都是國防鷹派人士，但他們在作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先鋒時，“抑制了過去持有的觀點”。比如，在美俄首輪和談中，魯比奧明確表示：“美國打算在任何結束俄烏衝突的協議中最終解除對莫斯科的經濟制裁。”華爾茲2023年曾發表評論文章，稱俄羅斯應該對俄烏衝突負責任，但在今年2月的白宮簡報中迴避了關於俄烏衝突責任方的問題。

相比之下，“政治新聞網”報道稱，因為一些人認為凱洛格對烏支持“過於強烈”，他在美國權力中樞的支持度正在下降。凱洛格是美國退役陸軍中將，曾任前副總統邁克·彭斯的國家安全顧問，2016年出任特朗普的總統競選團隊外交政策顧問。去年11月，凱洛格被剛當選不久的特朗普提名出任總統助理及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特使，國會山的共和黨鷹派人士也一直出於凱洛格堅定支持烏克蘭的立場推動其擔任高級職務。然而，今年2月，凱洛格沒有參與美俄和談，而出現在次日的美烏高層會面中。今年3月，特朗普宣佈，將凱洛格的任命調整為烏克蘭事務特使。

與共和黨鷹派影響力減弱相對的，是一羣與傳統建制派外交政策觀點非常不同、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人物的崛起，比如萬斯、圖爾茜·加巴德、斯蒂芬·米勒等。

在這些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力量中，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值得關注，其被提名時引發的爭議也顯露出共和黨內一場更為深刻的外交理念之爭。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科爾比的背景不僅代表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力量，同時體現了特朗普政府對傳統體制的挑戰。45歲的科爾比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科爾比的孫子，畢業於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其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包括核武器、太空商業化、涉華軍事問題等。

“政治新聞網”報道稱，科爾比這位伊拉克戰爭的懷疑者正成為“美國優先派”中的“思想領袖”。當科爾比被提名時，反對聲音並非來自共和黨中新崛起的民族主義力量，而是來自傳統的共和黨鷹派。對於民族主義人士來説，科爾比的提名意味着“一次向黨內意識形態對手展示強勢的機會”，因此他們紛紛站出來為科爾比辯護。

“五角大樓的平衡可能發生變化。”英國《經濟學人》報道稱，對華鷹派在政府中的影響力正在減弱，最明顯的跡象之一就是6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4月3日被解職或調職，其中不乏多位對華鷹派人物。4月8日，科爾比擔任五角大樓重要職位的提名被確認。報道稱，這位曾經“主張優先考慮中國事務的倡導者”如今的表態聽起來更像一位希望關注本土、避免未來戰爭的“剋制者”，他明確表示台灣問題並非美國核心利益，尋求與中國“平衡權力，避免衝突”。

“美國政治力量正處於重組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精英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這種比較經典的劃分方式也並非絕對清晰。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強對《環球時報》記者解釋説，以萬斯為例，他既屬於建制派，卻又難以簡單地用“美國精英階層”的標準來界定。所以，劃分派別要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通常而言，在對待美國海外霸權戰略上，精英建制派更傾向於維持美國在海外的霸權地位，而包括萬斯在內的一些人主張對內聚焦、對外收縮。在俄烏問題上，萬斯和特朗普意見較為一致，都傾向於讓美國儘快從俄烏衝突中抽身，哪怕需要盟友烏克蘭作出犧牲。但魯比奧和華爾茲兩位曾經的資深議員持不同觀點，他們不願拋棄烏克蘭，也不想因此影響到美歐關係以及美國與北約的關係。

信強對記者分析稱，在對華問題上，儘管各派在政策手段、重點領域及施策順序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在“壓制中國”的總體戰略目標上高度一致。在台海問題上，魯比奧多年來堅決推動對台軍售，華爾茲則主張把台灣打造成“豪豬”。相比之下，科爾比則認為協防颱灣代價太大、風險太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員魏南枝也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觀點。她以美國共和黨建制派舉例説，該派別內部也已經出現了分野，部分被認為是建制派的政客已經選擇與民主黨聯手，有些人則保持了一定的立場，“可見現在美國政治力量正處於重組過程中”。

魏南枝認為，任何政府團隊都分派系，這不是特朗普任內的獨有現象。特朗普政府主導外交政策的官員出身和履歷差異大，有“草根”出身也有保守派精英，因而在一些問題上會有分歧。信強也舉例説，前總統尼克松執政時期，美國就曾面臨從越南戰爭抽身、國內民權運動和反戰浪潮、美元與黃金脱鈎等諸多問題上的分歧，後來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這和如今美國採取的行動有相似之處。

魏南枝分析稱，美國外交政策團隊當下還有很多分法，如現實主義派、金融主義派、教育主義派等，至少可以分成四五個派別。而決策和諮詢過程越發碎片化，最終也會帶來總統決策的集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