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美關税政策為何遭國內“制度性抵抗”

編者按：眼下，美國聯邦政府的關税政策在國內遭遇強烈反對。13個州政府對聯邦政府濫用關税政策的行為提起訴訟，就是一個典型的縮影。華盛頓挑起關税戰，會給美國帶來什麼風險？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王聰悦：*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餘    翔：*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

*龔    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系教授、博導

華盛頓濫施關税，自我反噬效應凸顯

王聰悦

日前，美國政府宣佈對多國加徵報復性關税，由此將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作為實現“美國優先”戰略的具體步驟之一。然而，這遭到了美國地方層面的強烈反對。繼加利福尼亞州就關税問題起訴聯邦政府後，4月23日又有俄勒岡州、亞利桑那州等12個州提起訴訟，指責聯邦政府濫用關税政策的行為“違法”。

美國政府加徵高額關税的做法看似“槍口向外”，實則對美國各州包括汽車、航空航天、製藥和能源等在內的關鍵出口產業均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更諷刺的是，許多潛在受損最嚴重的行業，恰恰是華盛頓聲稱想要通過關税政策“扶持”的對象。對此，作為美國人口和經濟規模第一大州的加州率先起訴聯邦政府，理由即關税新政與《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中“不允許總統憑一時衝動對所有進入美國的商品徵税”這一條款背道而馳。

就華盛頓濫施關税的直接後果而言，自我反噬效應凸顯，四類州首當其衝：一是艾奧瓦州、伊利諾伊州、明尼蘇達州等出口導向型農業州，其大豆、玉米、豬肉、牛肉等農產品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對相應報復性反制措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高。即便聯邦政府計劃延續此前提出的“農民補貼計劃”，但一方面無法完全彌補價格下跌與訂單損失，另一方面或因補貼分配機制欠缺透明引發州內不滿，難成長久之計。

二是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馬薩諸塞州等依賴全球供應鏈的高科技產業集中州，他們早在2018年美挑起貿易戰時便最先發出反對聲，對出口限制、對華科技斷供、簽證收緊、技術轉讓壁壘等反應激烈。

三是以紐約州為代表的金融與貿易中心州，它們的繁榮依賴跨國投資自由流動和穩定可預期的國際貿易秩序，因此認為聯邦政府發動關税戰是為選票而犧牲國家長期競爭力的短視、魯莽之舉。

四是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等政治傾向自由化或走中間路線的州，它們在價值理念上更強調開放、包容、全球化，認為貿易戰有悖於自由市場原則；經濟結構上與全球供應鏈捆綁更密切；政治站位上多為民主黨主導，與特朗普政府形成天然對立，故而在氣候、貿易、移民等議題上都存在結構性分歧。

事實上，如今13個州就不合理關税政策訴訟聯邦政府的做法，折射出美國社會圍繞“全球化+多元主義”路線與“保護主義+國家主權優先”路線的激烈抗辯。

各州政府之所以通過法律訴訟、地方律法、行政動作或媒體與公共話語等方式挑戰聯邦政府的關税政策，一則源於美國深厚的聯邦主義傳統和自治偏好。即使在外交、貿易等憲法明確劃定為聯邦職權的領域，地方政府仍有意願和權利為捍衞本地利益而進行制度性抵抗。

二則源於“地方全球化”的崛起。隨着經濟全球化將地方從“國家從屬”變為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系統上的關鍵節點，以及技術與交通革命為地方跨過國家層級直接連接全球賦能，地方利益已無法被強行納入“特朗普國家主義式”的對外戰略之下，美國各州越來越成為全球問題中籌謀積極發聲、掌握具象資源和快速行動力的高效參與體。在關税戰等美國對外政策中，當州的利益結構與聯邦政府出現背離時，各州越來越熱衷於一邊調動地方企業及行業聯盟力量，在國內開展制度性抵抗，以提案、聽證、州際聯盟、法律訴訟等方式對抗不合理關税政策；一邊繞過聯邦的外交制約，跨境交流、制定國際議程、與外國城市直接互動，為國際合作開闢互惠互利的“緩衝區”和新路徑。

從長遠看，美國一些州就聯邦政府的關税政策提出嚴正抗議，不僅具有制度性震盪效應，對內形成國家級經濟政策在實施端被打折的局面，對外因缺乏聯邦支撐而削弱美國的國家信譽和總體議價能力；還可能加深美國內部的政治分裂與治理複雜性，因為州對聯邦的反對不僅出於經濟考量，更夾雜了黨派動員成分，使得自由派、保守派圍繞全球化、製造業保護主義、國際秩序等的立場差異進一步內嵌為政治身份標籤，強化州際政治身份感之餘，固化了美國紅州與藍州、內陸與沿海之間的利益與價值觀裂痕，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美國反對美國”的怪象。

白宮強壓美聯儲，會引爆哪些風險？

餘   翔

自美國新政府上任以來，白宮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之間的分歧不斷。近期，雙方矛盾再次升級，成為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關注點。

白宮方面急於通過降息刺激經濟，並抵消其高關税政策的負面效應，而鮑威爾則堅持高利率以遏制通脹，捍衞美聯儲的獨立性。這種分歧不僅引發了對貨幣政策主導權激烈爭奪，還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造成干擾，為美國經濟埋下通脹失控、資產泡沫和金融不穩定等風險。

目前的矛盾集中於利率政策和美聯儲獨立性兩大焦點。在利率問題上，白宮方面認為高利率阻礙了經濟增長，特別是在關税推高物價的背景下，因此希望降息能刺激消費、投資和股市，助力“讓美國再次偉大”。相反，鮑威爾在今年3月就曾警告，過早降息可能導致美國通脹螺旋上升，重演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4月，白宮啓動了以高關税為核心的經濟議程。然而，關税勢必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導致供應鏈成本上升、通脹壓力加劇。美國勞工部4月1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下降0.1%，同比上漲2.4%，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與此同時，美國資本市場今年以來也出現了大幅下挫，甚至出現股、債、匯“三殺”的罕見景象。白宮將降息視為緩解關税成本、提振股市和降低美債償還壓力的關鍵，多次公開要求美聯儲將基準利率降至2%以下。然而，後者堅持將基準利率維持在4.25%至4.50%之間，以防通脹失控。

在獨立性問題上，白宮方面公開質疑美聯儲的決策自主權，要求直接參與利率決定，並於今年2月和4月多次威脅解僱鮑威爾。面對壓力，鮑威爾多次重申，將依法堅守崗位，美聯儲的政策也將基於數據和經濟長期利益，而非政治壓力。這種針鋒相對的立場加劇了雙方的緊張關係。

白宮持續施壓，讓市場懷疑美聯儲能否對貨幣政策做出自主判斷，這種施壓削弱了市場對美聯儲的信心。今年一季度美元指數波動加劇，部分投資者擔憂政治干預可能破壞美聯儲獨立性，導致資本外流。此外，白宮的降息呼籲也導致市場預期紊亂。

從市場角度看，普遍擔心白宮對市場的干擾可能引發美國經濟風險，尤其是一旦美聯儲屈服於壓力，關税政策與降息壓力疊加可能令美國國內通脹失控，美國資本市場則會進一步下挫。目前，關税政策帶來的影響已開始向美國消費端傳導。若美聯儲迫於壓力降息，寬鬆政策將進一步推高通脹。密歇根大學近期發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消費者對未來一年的通脹預期升至6.7%，顯著高於3月的5%。高企的通脹將嚴重侵蝕消費者購買力。歷史教訓表明，上世紀70年代的過度寬鬆曾導致美國國內兩位數通脹和經濟衰退。此外，降息可能推高股市和房地產價格，吹大資產泡沫。標普500指數已接近歷史高位，若泡沫破裂，可能重演2008年金融危機。

政治干預還可能動搖美元的地位。今年一季度美元兑歐元貶值6%，若趨勢持續，將加劇進口通脹。此外，白宮的減税和基建計劃推高債務規模，低利率和高通脹可能迫使美聯儲加速購債，陷入“印鈔”惡性循環。這些風險表明，短期刺激的代價是犧牲長期穩定。

白宮與美聯儲的激烈博弈，表面上是對貨幣政策主導權的爭奪，實則折射出美國政治權力與美聯儲獨立性之間深層次的結構性衝突。這一對抗不僅關乎聯邦基準利率走向，更是對美國經濟治理根基的考驗。若鮑威爾堅守原則，維護美聯儲的獨立性，或將為中央銀行的制度權威奠定長遠基石。反之，若鮑威爾屈從壓力，將迫使美聯儲偏離穩健的貨幣政策，令短期內通脹失控，重創美國經濟信譽。美聯儲獨立性喪失，長期將侵蝕全球對美國經濟治理的信心，加速多極化貨幣體系的形成及全球經濟格局重塑。

關税戰衝擊的首先是美國經濟

龔   炯

美國新政府上任不到3個月就開始對全球揮舞關税大棒，到目前為止已發佈了至少三輪針對多國的關税。第一輪以所謂芬太尼問題為藉口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施加關税，第二輪是對鋼鐵等金屬材料進口施加關税，第三輪則以荒唐的計算公式對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及地區徵收所謂“對等關税”。可以説，美國加徵所謂“對等關税”，挑起關税戰，嚴重損害國際經貿秩序，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負面影響。

面對華盛頓關税政策的霸道霸凌，中方則強硬回應：不願打，也不怕打。“打，奉陪到底；談，大門敞開。” 中方也早就指出，關税戰、貿易戰沒有贏家。在筆者看來，現階段中方強硬反制但又不拒絕談判，策略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以過往經驗看，世界頭兩大經濟體最終還是要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關税問題。與其唯唯諾諾低頭，還不如堂堂正正、有尊嚴地談判。

關税戰、貿易戰不但對世界經濟帶來破壞性影響，美國經濟也必將遭受災難性重創。為什麼這樣説？首先需要了解美國政府到底要幹什麼。表面上看，似乎有好幾個原因交織在一起，美方貿易關税團隊成員也有各種想要推行的議題，包括平衡貿易赤字、製造業重新迴歸、關税替代所得税等等説法，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提出的一套所謂“理論”。

按照米蘭的説法，美國目前經濟、貿易的困境主要來自其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和貿易赤字所形成的系統性、結構性矛盾。前者，米蘭美其名曰為“美國給全球提供的公共產品”，而作為儲備貨幣則喪失了其匯率來調節經常性賬户的功能。一般情況下，貿易赤字則會導致本幣貶值，進而加強本國出口產品競爭力，最終減少貿易赤字。而全球儲備貨幣則喪失了這個功能，反而貿易赤字導致入超國大量投資美國國債，美元反而長期升值，進而激勵美國製造業外遷，大量就業隨之外移。這就是米蘭所説的“特里芬均衡偏失問題”。以此理論解釋目前美國經濟困境雖有其合理性，但米蘭開出的藥方則糟糕透頂。在他看來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辦法，要麼放棄美元的霸權地位，要麼高築關税，人為干涉自由貿易以解決貿易赤字問題。當然，美國不可能主動放棄美元霸權，而關税政策則和特朗普團隊長期以來形成的關税理念不謀而合，因此就有了今天這一幕。

要知道華盛頓所執行的關税政策可不是“加點税”這麼簡單，其關税政策還夾雜着前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的一貫主張，即要徹底肢解以WTO為代表的、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秩序，而以美國和各國雙邊貿易為核心的“軸輻體系”來代替。因此，當前美方的關税政策完全蔑視WTO的一系列規則。

在這一背景下，華盛頓的政策對全球造成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而首當其衝的則是美國國內經濟。首先，歷史上顛覆全球現有規則、極端自私的政策無一例外都以失敗收場。其次，解決貿易赤字的合理政策應當是增加出口而不是減少進口，試圖強行干預自由市場資本流動、逆着符合效率原則的全球化潮流，註定不會成功。高關税不但難以大規模促成製造業迴流，反而會在國內造成供給緊缺、通貨膨脹，股市、債市下滑，使美國經濟滑向衰退的概率大增。

而且，即便美國一些製造業得到了關税的保護，但從長期看缺乏國際市場的產能將慢慢墮落為落後產能。筆者認為，當前華盛頓不承認氣候變化、不認可新能源汽車的立場，未來可能會葬送美國汽車業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