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豔東：嚴追責、強救濟，讓“身份竊賊”無所遁形

日前，“河南五旬輔警追尋自己被竊取的人生”的案件，引發人們對“身份竊賊”問題的廣泛討論。

1990年，河南焦作的席南高考後苦等無果，以為名落孫山，最終成為一名輔警。30多年後他才驚悉，自己當年其實被焦作衞校錄取，但錄取通知書被李某剛截獲後冒用入學，此後更是當上醫院副院長。然而，自2022年事件曝光至今，冒用者雖被當地衞健部門開除，但法律追責卻陷入僵局，刑事責任追究遲遲未有進展；民事訴訟也因損害認定模糊、賠償金額難以量化而不了了之。

法律若失去威懾，惡行便會如野草般瘋長。對李某剛及其背後涉案人員的依法嚴懲，不僅是樸素正義觀的必然要求，更是法律尊嚴的底線所在。那些企圖用“時間沖淡罪惡”“證據不足免責”為違法者開脱的行徑，實則是對法治精神的褻瀆。

從法律適用層面看，即便無法依據2021年新增的“冒名頂替罪”追責，在1979年的刑法中也早已為懲處此類惡行備好利劍。在李某剛冒用他人身份的過程中，偽造身份證、學生證、醫生資格證等行為，已然觸犯“偽造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公文、證件罪”；盜取錄取通知書的舉動，更涉嫌“盜竊事業單位公文罪”。所謂“偽造”，核心在於無中生有，無論是私自制作虛假證件，還是通過欺瞞手段冒用他人身份獲取證件，都毫無疑問滿足了構成“偽造”的條件。

至於許多人認為存在的追訴時效問題，其實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七條的機械理解。刑法明確規定，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狀態的，追訴期限從行為終了之日起計算。李某剛冒用席南身份長達 32 年，其間憑藉偽造身份完成學業、謀取職業、獲取晉升，犯罪行為從未間斷，對席南的傷害也持續存在。這裏可參考偽造貨幣的案例，若持續使用假幣獲利，追訴時效一般從最後一次違法使用時起算。李某剛的“身份盜竊”行為，顯然屬於持續犯，對其追訴時效的計算，實際上應從2022 年事件曝光時開始。

整起事件最令人揪心的，是席南面對“身份竊賊”的無力感。這不僅是席南個人的悲劇，更暴露出現階段司法體系在應對此類案件時，對受害人司法救濟與支持上的嚴重缺位。在刑事層面，由於時間久遠、證據保存難度高，難以定罪量刑可以理解。但在民事賠償方面，案件暴露出的，對教育機會損失、職業發展受阻等無形損害缺乏明確量化標準，導致受害人訴求難以得到充分支持也不容忽視。這種司法救濟的缺失，讓受害人不僅承受着身份乃至人生被竊取的精神創傷，更在漫長維權過程中精疲力盡、充滿無奈。

要破解這一困局，亟需多維度的改進。立法層面，應儘快出台針對此類歷史遺留“身份盜竊”案件的特別條款，明確追訴時效計算細則；司法實踐中，建立專門的案件審理綠色通道，組織跨部門專案組，利用現代刑偵技術協助受害人進行證據固定和調取。同時，設立國家層面的受害人救濟基金，對無法通過民事賠償獲得足額補償的當事人先行墊付，並完善精神損害賠償標準，將教育機會喪失、職業發展受限等因素納入量化評估體系。此外，還需建立司法機關與受害人的定期溝通機制，及時反饋案件進展，給予其必要的法律指導與心理支持，真正讓法律成為受害者對抗“身份竊賊”的堅實後盾，增強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對公正的堅守；司法的公信力，源於對惡行的嚴懲。席南案不是簡單的個體悲劇，而是檢驗法治成色的試金石。唯有以“零容忍”的態度、嚴密的追責體系和完善的救濟機制，才能真正實現 “違法必究”的莊嚴承諾，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在法治的陽光下，安心守護屬於自己的人生。（作者是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