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席格倫：重塑身份認同，澳大利亞才能擺脱“被拋棄恐懼”

澳大利亞害怕被拋棄，它被形容為一個焦慮的國家。是什麼驅動了它的這種恐懼與焦慮？簡而言之：身份認同危機。自1788年英國殖民者開始征服這片大陸以來，“澳大利亞是什麼”這一問題便不斷被提出並爭論不休。隨着工黨在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的領導下大獲全勝，回答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迎來了新的契機。這是一個機會，去建設一個自信地汲取多元文化正面價值的澳大利亞。通過這一進程，澳大利亞或許能夠最終消除那種被拋棄的恐懼與焦慮。

澳大利亞的身份危機始於1788年兩種文明的碰撞。當時，英國宣稱對土著人的這片土地擁有主權，並發動殖民戰爭，驅逐甚至消滅了土著人。在許多澳大利亞白人的心靈深處，這種種族滅絕式的暴行埋下了焦慮的種子。作為一個遠離英國、被數億“亞洲他者”包圍的“白人前哨”，這些澳大利亞白人擔憂他們用武力奪取的這一切，也終將被武力奪走。他們唯一真正的安全感，寄託於大英帝國的力量之上。但還有一種更隱秘的恐懼：被拋棄。如果英國拋棄澳大利亞，它將如何在這個它自認為的被敵視地區生存？

1942 年，隨着日本入侵馬來半島並佔領新加坡，這種恐懼變成了現實。英國因深陷與納粹德國的戰爭而無暇他顧。一個新的“老大哥”出現了：美國。自1945年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將安全政策外包給美國。作為交換，澳大利亞需允許美國在澳建立軍事基地並支持其無休止的戰爭，以此充當“保護費”。一些澳大利亞政治人士將此視為平息“被拋棄恐懼”的代價。即使這意味着要站在美國一邊，遏制中國這個澳大利亞21世紀最大的貿易伙伴。“澳大利亞是什麼”，這一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不過，也有像前總理保羅·基廷這樣的聲音，他主張澳大利亞應當利用自身優勢，擺脱這種恐懼。基廷認為，通過打造一個多元文化和共和政體的身份認同，調和澳大利亞主流社會與土著居民的關係，並在亞洲尋找安全感而非與亞洲對抗，澳大利亞就能充滿信心地塑造自己的命運。澳大利亞可以與中國攜手，共同追求繁榮，而不必屈從於非理性的恐懼。

然而，只要澳大利亞依舊抱持其“帝國主義附庸”的心態，與出於焦慮而建立的美澳同盟死死捆綁，它就無法邁出改變的第一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唐納德·特朗普動搖了這一基礎。特朗普反覆的外交政策、交易式的同盟觀以及對美國承諾的公開質疑，在堪培拉引起軒然大波。對許多澳大利亞人來説，這是一場冷酷的覺醒：美國是靠不住的。曾經指向英國的“被拋棄恐懼”，如今再次指向了美國。

阿爾巴尼斯總理的連任，正是對“特朗普式政治”（分裂、仇恨和文化戰爭）的明確否定。這是一個重塑獨立外交政策的機會，擺脱“奧庫斯”，全面擁抱並落實與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如今，澳大利亞終於可以超越那種被拋棄的恐懼，從一個“焦慮的國家”轉變為一個“自信的國家”。它也終於可以用一種尊重自身文化多樣性、並與周邊文明平等對話的方式，來回答“澳大利亞是什麼”這一歷史命題。

澳大利亞的當務之急是扭轉國內亞洲語言與文化知識日益衰退的趨勢。儘管歷屆政府都曾表示支持“亞洲素養”，但在實踐中，旨在推廣中文、日語、韓語和印尼語等語言學習的項目卻不斷遭到削弱。如果不認真培養新一代熟悉亞洲的專業人才，澳大利亞將難以在該地區佔據應有的位置。重建這種能力不僅是為了實現真正的區域參與，更是為了療愈深植於澳大利亞戰略心理中對孤立與被拋棄的恐懼。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期待阿爾巴尼斯總理有足夠的勇氣與信心，帶領澳大利亞邁出這一步，走向一個全新的國家身份認同。（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