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再談二戰史觀

血誼奠偉業，八旬猶彌新。今年5月9日，俄羅斯在莫斯科舉行隆重慶典和閲兵活動，紀念蘇聯偉大衞國戰爭勝利80週年。同時，2025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當前正值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秩序深刻調整，當年並肩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國家一起回顧過去，共同銘記歷史，強調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捍衞國際公平正義，將有助於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進而為國際社會貢獻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

反法西斯盟國史觀分歧背後

一個人的歷史觀往往也是現實世界觀的重要體現。對於80年前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相關歷史，不同立場的人存有不同看法。20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分別在西方和東方得勢，加上當時相對較弱的意大利法西斯，三個軸心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對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形成巨大威脅，促使不同制度模式的國家和眾多反侵略反奴役的民族結成史上規模空前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面對兇悍的納粹德國，美、英、蘇三國1941年下半年結成同盟，1944年擺脱納粹統治實現復國的法國也加入這一陣營。西方反法西斯戰爭期間蘇聯成為主戰場，付出2700萬人死亡、3000萬人負傷的二戰最大傷亡代價。根據俄羅斯解密的歷史檔案，蘇聯軍人戰死超過680萬人，加上被俘後遭虐殺的共死亡860萬人，平民則死亡1800多萬人。蘇聯當年宣佈斃傷德軍共1300萬人（因傷者治癒後重返戰場會有重複統計），但西方過去不相信蘇方這一數據。不過，根據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1999年的統計，德軍在戰時陣亡共480萬人，其中380萬死於同蘇軍作戰的東線，若再加上傷者，蘇聯當年統計應該還算準確。至於美國，按照時任總統羅斯福所言，在戰時是“二線隊員”，自身傷亡以及斃傷德軍數量都不算多（美軍對德作戰陣亡大約17萬人），卻在歐洲摘取最大勝利果實。

1945年5月，希特勒自殺後繼任的鄧尼茨眼見納粹德國及其軍隊都已崩潰，同意投降，但仍玩弄花招離間同盟國間關係。當年5月8日，德軍一級上將約德爾到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總部簽署降書，卻稱只在西線向美、英、法軍隊投降。蘇方對此十分氣憤，馬上要求德國代表到反納粹西方主戰場即蘇德戰場的蘇軍佔領地簽署降書，美英法對此表示了同意但只派二流將領作為代表前往。

5月9日，柏林郊外一座軍校的禮堂內，蘇聯朱可夫元帥主持的德國投降簽字儀式在此舉行，德軍總參謀長凱特爾在勝利者的指令下籤署無條件投降書。嚴格而論，這一天才真正宣告納粹德國的全面投降。不過，美英等西方國家為強調自己有“主要功勞”，對於德國戰敗只提5月8日的降約簽字，從而導致現在俄羅斯與西方國家有兩個勝利日，這也恰恰反映出兩種不同歷史觀的分歧。

正義與邪惡的界限不容模糊

歷史現象經常是十分複雜的，例如二戰初期就有多種交戰因素混雜，既有日本對中國以及德國對波蘭的侵略戰爭，也有德國與英國之間因《凡爾賽和約》導致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矛盾。否則，正視歷史的人就不能解釋英法乃至美國當時為何長期採取縱容日本和德國侵略貧弱國家的綏靖政策，西方政界和史學界一些人也就不至於長期迴避自己也感到丟臉的《慕尼黑協定》。不過，隨着德國和日本侵略野心擴大，希特勒宣佈要建立的“千年帝國”，讓美歐許多人也擔心自己會淪入法西斯鐵蹄下的“千年黑暗時代”，英美這才同蘇聯一起進行反法西斯戰爭。

正是因為有全人類的公敵和大敵當前，當年持有反共立場的丘吉爾才在戰時選擇同共產黨人結盟，意識形態的“對頭”一時成為戰友。當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後，倫敦白廳裏竟破天荒地奏起蘇聯當時的國歌《國際歌》。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建立，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旋律發展成以中、蘇、美、英、法五大國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國與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之間的大戰。孰敵孰友，誰是邪惡誰是正義，在二戰過程中可以説是非常清楚的。

二戰期間以及戰後很長一段時期，世界上有良知的人都能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可以看到，西方政治人物普遍也都譴責當年的法西斯勢力及其侵略行徑，其中一些人也承認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直至2005年，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還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前往莫斯科參加俄羅斯紀念二戰勝利60週年閲兵。不過，冷戰時期以及近些年來出於反共或抗俄的需要，西方政界以及輿論界一些人開始按照“自身需要”裁剪二戰歷史，對二戰的評價以及蘇聯當年的貢獻一再改變口徑。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這種歷史觀，歸根結底是出於“西方中心主義”和自身種族優越論。當年，德、意、日法西斯的理念就是要以“優秀民族”來奴役甚至消滅所謂“劣等民族”，要侵佔他國作為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正是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理念的極端表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年後的今天，這種觀念徹底消失了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實上，這類理念依然在以某些形式的變種繼續存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強調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捍衞國際公平正義。

樹立正確史觀需話語權支撐

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需要相當程度的國際話語權支撐。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依靠經濟實力和國際秩序主導權等把控國際話語權，因而能在相當廣泛的領域傳播夾雜“西方中心主義”的二戰史觀。其中的主要手法，就是面對複雜的歷史現象，僅挑揀並抓住有利於自己的內容予以誇大，為此甚至不惜進行故意曲解，對不利於自己的內容則採取“選擇性失明”。有歷史良知和正義感的人，當然要打破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和其他一些思想逆流，以正能量的聲音提醒世人明辨善惡是非。

縱觀整個二戰進程，代表正義的陣營也出現過“複雜”的一面，但正確的態度是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對歷史要全面分析而不能按照自身需要進行片面解釋。當年面對納粹兇焰，英法為了自保而想禍水東引，簽訂犧牲他國利益的《慕尼黑協定》，這在國際上成為向侵略者屈辱妥協的代名詞。隨後，蘇聯曾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大戰勝利前夕，美英蘇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既分配了二戰勝利果實，又表現出在別國土地上劃分勢力範圍的強權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出現這些現象，但從反法西斯戰爭全局來看畢竟屬於支流，與納粹的血腥屠殺不能相提並論。戰後佔領西德和日本的美國出於反蘇需要，對法西斯勢力的清算都不徹底。西德政權建立後，清算納粹罪行時往往只強調其屠殺美歐更加重視的猶太人，而對斯拉夫人被屠殺數量更多的事實避而不談。西方追究戰時罪責時往往只談黨衞軍，而把佔德軍總數90%多並有最多血債的“國防軍”洗白。冷戰結束後，有些國家為徹底否定蘇聯並出於對俄政策的需要，把二戰時的蘇聯和納粹等量齊觀。這種歷史觀不僅是混淆了正義與邪惡，也等於否定了當年反法西斯盟國的共同奮戰。

回顧80年前那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蘇、美、英等同盟國對德、日、意的正義戰爭是絕對的主流，不能被支流所否定。同盟國中實力最強的蘇、美、英和艱苦奮戰最久的中國在1943年被稱為反法西斯國家中的“四強”，後來又加上解放了的法國，這五大國成為反法西斯國際陣營的代表。正因如此，1945年勝利凱歌奏響時，五國在舊金山牽頭並會同其他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建立以維護戰後世界和平為目標的聯合國，並簽署了《聯合國憲章》。戰後，以五國為主加上其他一些被侵略國，共同進行了懲治二戰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這又彰顯了代表正義和公理的一方對法西斯惡勢力的清算。 

儘管二戰勝利之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並不完美，但它依然帶來了相對和平穩定的世界秩序，形成以《聯合國憲章》為保障的和平潮流。在二戰以及國際政治歷史與當今世界現實的交織中，世人應該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要想繼續維護當今世界的和平穩定和公平正義，我們需要堅定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堅決反對任何否定和篡改二戰史實的做法。（作者是軍史專家、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