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美重振製造業，開錯了藥方

編者按：美國政府以所謂“對等關税”挑起針對全球範圍的貿易戰，一個主要藉口就是要打破全球產供鏈、重振“美國製造”。然而從一個多月的情況看，此舉反而對美國國內經濟起到了破壞性影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許維鴻：*中國發明成果轉化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

左品：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楊達卿：*現代物流報社長，近著《供應鏈為王》

濫施關税惡化美國經濟結構

許維鴻

美國單方面濫用關税、挑起針對全球的貿易戰，對自身的經濟傷害正在顯現。雖然華盛頓希望靠懲罰性關税佔其他國家的便宜，但是部分國家以堅定的反制措施做出了表率，致使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拒絕做出大幅度的經濟讓步。

近日，美國知名投資家巴菲特直言，“貿易不應被當作武器，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徵收懲罰性關税，是一個重大錯誤”。這個重大錯誤是進入21世紀美國經濟結構問題的客觀產物，代表了美國相當大一部分人對經濟現狀和前景的焦慮。可惜，美國政客病急亂投醫，沒有勇氣、也沒有執政基礎進行刮骨療毒式結構性改革，只能從經濟政策找辦法，試圖用孤立主義、關税壁壘訛詐世界。

當前美國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到底是什麼？換言之，華盛頓到底想通過關税戰化解什麼難題？首當其衝的，是聯邦政府的債台高築。這是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持續幾任美國總統濫發國債、寅吃卯糧，用聯邦政府債務擴張換取紙面的經濟增長和國內就業的結果。十幾年的經濟政策累積，讓美國消費者和中小企業逐漸習慣於經濟紙面增長、產業脱實入虛。過度的資本證券化也讓少數大市值跨國公司股價上漲。不少人都沉浸於赤字泡沫紅利。但是伴隨的後果必然是美國在經常性賬目下的貿易逆差、實體經濟不斷去工業化、對以中國為代表的製造業貿易伙伴依賴性加大。這是經濟學規律決定的，不以執政者個人意志為轉移。

可見，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根源在於聯邦政府過於短視、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是美國選票政治、選票經濟學的必然結果。在美國政治體制下，政客可以通過説大話獲取持續的輿論關注，但是要踐行自己在選舉時期吹下的牛、化解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卻比登天還難。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新政府執政百天，美國老百姓對其的支持率下滑，全球金融市場對美國經濟在2025年陷入衰退也逐漸形成共識。

要知道，美國經濟主要靠消費驅動，上至聯邦政府、下至普通美國消費者，借貸消費都是習慣性的。因此，美國經濟的晴雨表除了正在去泡沫的股票市場，還有就是美國消費者的信心指數。不出意料，美國4月份消費者信心連續第五個月下降，降至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的最低水平；更嚴重的是，衡量美國人對收入、商業和就業市場短期預期的指標下降幅度更大，為2013年來的最低水平。如果説上一次美國經濟的衰退是新冠疫情所致，那這一次面臨衰退危險則是因為濫用懲罰性關税帶來通貨膨脹和經濟規模萎縮，是經濟學家們最擔心的“滯脹”預期。

中國有句古話，治大國若烹小鮮。華盛頓顯然並不理解這個道理，其政策混亂，要為經濟的滯脹現象負責。不少人認為美國經濟困境是在為過去十幾年不負責任的宏觀政策“還債”。同時，華盛頓缺乏對當代中國經濟韌性的瞭解、過於急切地進行政府幹預以期通過關税訛詐化解陳年頑疾，顯然也難辭其咎。畢竟，一旦形成廣泛的滯脹預期，美國國內市場規模的萎縮會讓美國企業的投資意願進一步降低，不僅難以形成“進口替代”的效應，還會讓美國經濟的所謂“再工業化”夢想迅速破滅。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單方面設置貿易壁壘、陷入貿易談判困境，必然會讓跨國企業對在美國進行長期投資產生猶豫，進一步加劇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局。跨國企業的CEO都會推理經濟大趨勢，所謂“讓製造業迴流美國”必然會改變美國就業市場結構，如果讓美國比成本，必然拉低其平均工資水平。這樣下去，美國經濟殘留在AI等科技前沿領域的比較優勢也會慢慢喪失。21世紀，無論是國家間的競爭，還是跨國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都是科技水平的競爭，是發明成果轉化效率的競爭。不用多久，世界就會發現，美國濫用懲罰性關税，不僅會加大美國財政赤字，甚至還會讓收入預期變差的科創型人才外流，讓美國逐步喪失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優勢。

“製造業迴歸”幻象，實質是展開政治動員

左品

美國新政府宣佈對全球眾多國家和地區加徵所謂“對等關税”已經一個月有餘，其藉口之一是實現“製造業迴歸”。然而，從近期的情況以及2018年美國對多國發起貿易戰的經歷來看，關税政策對美國製造業迴歸的實際推動作用甚微。顯然，選擇關税而不是其他更積極的產業政策手段，絕非出於經濟理性判斷。

如果華盛頓發動關税戰的真實動機不是“製造業迴歸美國”，那很可能是一次藉由常規貿易工具關税展開的政治動員與戰略重塑，所體現出的高度波動性正是其政策的核心邏輯之一。

首先，以19世紀“鍍金時代”相類比，華盛頓着力營造“關税可以讓製造業迴歸”的歷史幻象。關税在美國現代化進程中一直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直至美國曆史上最具破壞性的貿易立法——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税法》出台並引發各國報復性的關税風暴，在美國有接近150年曆史的高關税政策才開始轉變。如今華盛頓卻多次暗示關税可以讓美國重回“鍍金時代”的繁榮，但關税政策與製造業就業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成立，產業轉移本質上是市場驅動。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的衰落不是源自某個特定貿易協定或某個對手國家，而是基於產業結構的深層變化。“鍍金時代”這一稱呼出自馬克·吐温與查爾斯·華納合寫的小説《鍍金時代》，小説看似描述同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紙醉金迷，實質用黑色幽默的筆觸揭示美國當時政治腐敗等社會黑幕。如美國經濟學者道格拉斯·歐文所言，“我們在21世紀的經濟環境下擁有一位出生於20世紀的總統，然而他想讓我們回到19世紀。”其關税政策的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如果關税不能實現華盛頓宣揚的經濟目標，那隻能考慮它的政治功能，即這場關税戰的政治效用遠高於其經濟效用。關税被塑造為政治化的經濟工具，成為白宮持續動員的政治語言。一些美國政客在競選中贏得政治基礎不是靠其政策的具體績效，而是通過持續營造“危機敍事”和“戰鬥狀態”，及基於身份認同和情緒共鳴去獲得支持者的動員方式。一方面，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派的政治崛起植根於代表“被全球化邊緣化的普通美國人”的身份政治邏輯。在這種政治敍事中，貿易赤字、產業空心化等都不是複雜的經濟結構問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關鍵就是“僱用美國人”和“購買美國貨”。關税由此被塑造為一種回應全球化不安情緒的象徵機制，超越經濟政策的範疇，被賦予身份認同的意義。另一方面，關税在華盛頓營造的語境中演變為一種表演性極強的“戰鬥工具”，是在民眾面前展示“我們在戰鬥”的政治動作，對提升政治動員力具有極強的情緒動員效應。

再次，美國學界對於華盛頓是否有一個深思熟慮的“大戰略”存在爭議，在關税戰中所表現出的高風險和高度波動性等正是華盛頓政策核心邏輯的體現。當前美國的執政團隊不重視專家知識和制度程序，政治風格高度情緒化。政策選擇多受短期選舉週期與輿論反饋驅動，政策實踐中充斥着反覆與不可預測性。表面上看，這似乎與傳統意義上的戰略部署很難比照，但華盛頓就想要這種不可預測的“戲劇性”，通過一次次激烈的、情緒化的政策出擊，不斷“擾亂秩序、重置規則”。即從一開始就是想削弱舊有制度框架，最終實現一個完全有利於美方的制度化體現。

綜上，無論此後華盛頓在關税戰中的對華政策如何波動，均是出於維持其政治敍事合法性的一種方式。對此，中國正保持戰略定力，從容淡定應對外部挑戰。華盛頓掀起關税戰的最終代價，將由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承擔，而國際經濟秩序也因此經歷一場破壞性重塑嘗試。但隨着更多國家團結起來對抗關税戰的霸權行徑，一個更為包容和平等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轉變正當時。

地產業邏輯套在製造業，“亂套”

楊達卿

日前，華盛頓宣佈終止對從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進口的直郵小包裹的免税待遇，這意味着Temu、Shein等電商享有的最低限值豁免被終止。對於被通貨膨脹、物價暴漲等問題困擾的美國普通民眾來説，這一政策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美國官方公佈的2024年數據顯示，發往美國的小包裹總計近14億件，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小型包裹算是“螞蟻搬家”式貿易，對不少中國出口企業來説是掙個薄利。小包裹免税則反哺了美國消費者，讓低收入家庭能享受價廉物美的商品。

美國政府終止小包裹免税意在打擊“中國製造”，扶持“美國製造”，但“關税大棒”因為反彈卻砸向了美國消費者。據耶魯大學研究顯示，約48%的小包裹寄往美國最貧困地區。美國對從中國進口商品加税145%，終止小額包裹免税政策，不只是撕裂中美經貿合作，還將加劇美國通貨膨脹。瑞銀4月初發出警告，美國若全面實施關税政策將把美國通脹推高至5%。

美國想重振製造業沒錯，但開錯了藥方。2023年11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拜登宣佈成立白宮供應鏈彈性委員會，包括美國國務卿、財政部部長、國防部部長、司法部部長、商務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等30多個部門的一把手任委員。這本質是想以制度化確立美國總統是國家供應鏈的“鏈長”，而拜登執政期間推進對華供應鏈制度化“脱鈎”，不但讓美國高端製造業很受傷，還加速了中國供應鏈補鏈、強鏈。

如今，美國新政府在發展製造業和國家供應鏈方面採取的是地產業的邏輯。這套核心邏輯是什麼？地段！地段至上的商業邏輯在房地產業沒問題，房地產就是地段越好價錢越高。

但地產業邏輯套在製造業就會“亂套”，因為現代製造業是靠全球採購、全球生產、全球運銷組成的全球共生生態，以供應鏈的全鏈路協同和全流程優化為手段，最大程度從全球調配土地、人力、資金、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實現最佳的降本提質增效。製造商若採取“地段至上”邏輯，侷限美國一地搞生產，就無法對各類生產要素實現全球最優配置，做不到最優配置就缺乏市場競爭力。今天的蘋果、特斯拉等美國頭部企業，哪個不是靠國際供應鏈成就全球化鏈主企業地位？

長期以來，中國學習西方供應鏈，起初更多是聚焦企業降本提質增效的微觀供應鏈體系建設，後來發現全球經濟發展受益於美國及西方盟友構建的宏觀供應鏈體系，於是中國從改革開放到加入WTO，就是主動融入美歐國家主導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很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也是在美歐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底座上“蓋房子”。

這個供應鏈底座有七大支點：一是由核心科技維護的價值鏈，支撐全球“鏈主”主導權；二是由美元體系構建的資金鍊，支撐全球金融霸權；三是由通商通航支撐的物流鏈，佔據全球流通主導權；四是由電子信息打通的信息鏈，支撐全球數據優勢；五是由領先軍事構築的安保鏈，維護經濟安全高地；六是由高等教育支撐的人才鏈，佔據全球人才高地；七是由文化傳媒構建的輿論體系，掌握全球話語權。

華盛頓的關税大棒恰恰打破了美國多年構建的全球供應鏈高地優勢，這不但救不了美國製造業，反而有損美國高端製造業。對部分市場規模小、經濟實力弱的國家來説，抽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供應鏈底座，可能導致這些國家貿易大廈坍塌，但對中國這類超大規模經濟體來説，如果美國要強行抽掉底座，那麼其自身將要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這終將助力共建全球互利合作的新型智慧供應鏈底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中國電商企業需要成為新方案的共建者，也將成為全球合作發展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