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明銘：日本“米荒”僵局為何難解？

隨着美國對進口關鍵汽車零部件加徵關税正式生效、日本與美國的關税談判陷入僵局，日本政府計劃擴大美國大米進口以換取關税減免的風聲，還沒走上談判桌，就先在日本國內引發軒然大波。強烈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日本農民和執政黨自民黨內部。

日本作為大米產地之一，鬧“米荒”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據日本農林水產省2025年4月發佈的數據，自2023年中期以來，日本各地米價持續上揚，至今已達原價的1.5至2倍，甚至出現了民眾赴海外購米或偷米案件的情況。執政的自民黨也因為處理米價問題無方備受攻擊，內閣支持率低迷。面對即將到來的參議院選舉壓力，自民黨內有聲音稱，擴大美國廉價大米進口既可以解國內“米荒”，又可以作為關税談判籌碼。然而，這一看似“兩難自解”的動議為何會引發強烈反對？這一看似單純的農產品價格問題，為何會引發如此激烈的政治對立？

對於米價高漲的原因，日本政府的一般解釋是2023年夏季的極端高温導致廣泛歉收，產量大減。同時，餐飲業與旅遊業復甦推動需求急劇增加，這兩個因素導致米價迅速飆升。其實這只是短期原因，根源在於日本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起逐步推行“減反政策”，鼓勵農户改種小麥、大豆等作物，有意識減少稻田耕作的面積和稻米產量。這種做法使得日本大米產能日趨走向衰退，抗風險能力較低。

“減反政策”背後，是執政的自民黨與日本農業羣體及其代表“農協”（JA）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政治—利益交易。一方面，在日本戰敗後，當權的自民黨及其保守右翼陣營與左翼革新勢力長期對峙，時刻面臨着後者的競選壓力。另一方面，在日本農村社會，農協因其掌控着農產品流通、融資、保險、生活服務等多項功能，對日本農民有着強大掌控力。為了鞏固投票基礎，自民黨利用執政權力，通過向農村傾斜政策、提供農業補貼和維持高米價等方式換取農協的支持，雙方由此形成了政治同盟。在歷次重大選舉活動中，農協都會動員旗下農民向自民黨貢獻大量選票。而農協的領導機構——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長期與自民黨內“農林族”議員合作，影響立法和農林水產省的政策走向，從而形成一個“政—官—農”的鐵三角權力機制。

然而隨着時間推移，這一政治交易也產生愈發明顯的負面效應。自民黨簡單直接的利益輸送，催生了農業收入與產業收益的脱鈎現象——財政補貼和政策傾斜逐步演變為農民主要收入的保障。農民開始不願意投入技術革新，一味通過減產以提高價格，實質上放棄了產業升級的可能性，進而導致農業的整體凋零。產業力量日漸虛弱的農協也因此愈發依賴財政救濟，並堅決反對任何農業自由化手段來壓低米價。從20世紀的WTO談判到21世紀的TPP談判，JA均組織了全國範圍的抗議與遊説。此外，自民黨也基於和農協合作的“成功經驗”，始終傾向於通過物質利益交換獲取選票，而非提升政策議題的規劃力或執行力。事到如今，自民黨和JA都缺少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能抱團取暖，導致在大米問題上始終躊躇，坐視局面惡化。     

短期而言，日本政府或可通過動用國家糧食儲備暫時緩解米荒壓力，以“拖字訣”等待新米上市；另一方面，政府擬將糧食生產納入“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以強化糧食產能及其供應鏈的完整性。然而，在現行體制未作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此舉能否真正奏效尚存疑慮。歷史經驗表明，農協多以“維護糧食安全”為名，實際往往將政策轉化為獲取財政補貼的工具。除非着眼於自民黨與農協之間的政治利益交易，對農協開展深層次改革，消除深層次的體制掣肘，否則這類揚湯止沸的治標行為，只會在未來重演更多米荒現象。（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